最底层的十亿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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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获取满意的数据。我们发现了一份由密歇根大学开列的有关内战的全面清单，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这类政治问题上多年的研究数据。密歇根大学对于内战的定义是，一场至少包括1000人因战死亡的内部战乱，每一方的损失至少有这些死亡人数的5％（使用由另一个研究者设置的标准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受到曲解定义以获取预期结果的诱惑而使你的计算结果受到影响）。由于1000人因战死亡这一数字的界限性，在一场比方说有50人被杀的社区暴乱和一场有上千人被杀的战争之间划分界限便委实大有不同了。我们随后将这个清单与大量的社会经济数据对照起来，逐个国家、逐年地进行研究，以确定在接下来的5年内，可能会导致某个既定国家酝酿一场内战的因素。
我们的工作具有争议性。部分是因为专注于对战乱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倾向于政治当先，他们总对各种反叛运动团体所表达的强烈怨愤不平表示同情，这些反叛运动团体常常采取极端手段来对抗或许确实不得人心的政府。对于这些学者而言，从统计学上研究表达怨愤不平的客观方式与发起叛乱的倾向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这一想法或多或少就该被视为一种侮辱，因为他们很清楚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诚然，我们有时会鼓励民众对叛乱进行指责：我们会将我们的文章标上《贪婪与怨愤》，或是《得益于战争》之类的题目，暗示叛乱者的动机或许并不比他们所反对的政府体现出更多令人信服的英雄气概。无论如何，由于学术专业中的政治化目的并不怎么占据优势，我们的工作还是得到了重视，并经常被引用。我们的研究对政策界产生了影响（我曾应邀在联合国大会上做演讲），媒体也进行了了特别报道。
第一部分 第6节：战乱陷阱（2）
我们也曾被要求用自己的模型来预测下一次内战爆发的地点——美国中央情报局显然会对此感兴趣，但我们绝不会那么愚蠢。我们的预测或许会被一直用做标签，从而很可能有损于我真心想要帮助的国家；它们或许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模型不能被用来做预测。它能告诉你哪些是内战潜在倾向的代表性结构因素，以及（有时是更有意思的）哪些因素似乎并没那么重要。通过这一点，它能够告诉你哪一类国家是最岌岌可危的。但它不能告诉你塞拉利昂明年是否会爆发另一场内战，那取决于不可胜数的偶然事件。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关联是战争的风险和收入的初始水平之间存在联系。内战更有可能爆发在低收入的国家：将国家的初始收入减半，就等于将内战的风险加倍。有人或许会问我们是不是将因果关系混淆了——难道不是战争使一个国家变得贫穷，而不是贫穷使一个国家倾向于战争吗？事实上，两种关联是同时并存的。内战减少了收入，低收入也确实提高了内战的风险。对此的最好证据莫过于在殖民主义时期，许多国家经历了数十年强加的和平；而许多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最近几乎同时发生的去殖民化情形，为收入对内战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天然实验。
低收入和内战之间的关联或许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阅读报纸，你就会看到兵戎相见的国家更可能是穷困的国家），但并不是所有内战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经验数据之上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主要从事政治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会预先知道他们在内战中会看到什么，而且之后就会适时地看到。
还有什么会使一个国家倾向于内战？缓慢的经济增长，或者更糟一些，是停滞或衰退。一种估算结果显示，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在5年内爆发内战的风险率是14％。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这种风险率就会减少一个百分点。所以，如果国家增长了3％，这一风险率便会从14％削减到11％；如果一国的经济衰退了3％，风险率就会增加到17％。就此，有人或许又会问，我们是否将因果关系倒置了——难道不是因为预期有可能发生内战，所有才会有衰退吗？照理说，是当一场内战眼看一触即发时，投资者才会撤资逃走，经济才会衰退的。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衰退导致了战争，但实际上是对战争的预期造成了衰退。为消除这种异议，我们可以考察一个影响了增长却与内战无直接联系的因素，看看随之而来的影响是更可能还是更不可能引发内战。在低收入国家中，降雨量的多少（太多或太少的降雨）影响着经济增长，但它们却不直接影响内战风险——也就是说，准备造反的人不会说：〃下雨了，我们不造反了！〃降雨对于增长的影响便一清二楚了，这种影响不会是来自对内战的预期，所以还是由降雨震荡导致的增长衰退更有可能引发内战。
第一部分 第7节：战乱陷阱（3）
若是低收入和缓慢增长会使一个国家倾向于内战，那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对此可以有许多种解释，而我的猜测是，至少部分是因为低收入就意味着贫困，而低增长意味着无望。作为叛军兵源的年轻人，在一个贫困无望的环境当中随处可见。生命本身就是廉价的，而加入反叛运动团体还会给这些年轻人一丝微弱的致富机会。2002年，一小股菲律宾叛乱分子设法绑架了一些外国游客。被绑架者中有一名法国女子，在获救之后描绘了她是如何写下叛军向当局所提出的要求。〃你们想让我写什么？〃她问。〃每个游客100万美元！〃这便是他们想要的。她写了下来，然后问道：〃还有别的什么吗？〃长时间的踌躇不决，随后他们才提出一个政治上的考虑：〃解雇霍洛岛的市长。〃最后的要求则是：〃两块潜水员的腕表。〃这就是特定反叛群体用来表示怨愤的〃完全合理〃的要求清单。绑架游客只不过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一种令人遗憾的必然之举。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肯为美国人质支付赎金，但欧洲政府却由中间人支付了赎金，随即便马上有一群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想要参加叛乱。这种叛乱的新兵征募有一点像加入美国的贩毒团伙。一份时下对芝加哥贩毒团伙的著名研究发现，年轻人们被吸引到贩毒团伙之中去并心甘情愿的卖命，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那一点渺茫的机会：如果他们设法爬到团伙高层就能赚大钱。
此外，如果经济衰弱，国家很可能也就衰弱，叛乱也就很容易出现。率领军队纵横扎伊尔，并占领了国家的叛军领袖洛朗·卡比拉（LaurentKabila）对记者说，造反再容易不过了——你全部所需的也不过10000美元和一部卫星电话而已。由于这番话显然有信口开河之嫌，他接下来又解释说，在扎伊尔，每个人都穷得叮当响，以至于你用10000美元就足以给自己雇用一支小型军队了。那么卫星电话呢？它将我们引向了内战中的第三个也是最终的经济风险因素：自然资源。
对初级产品出口（石油、钻石，诸如此类）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内战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卡比拉需要一部卫星电话，即为了与那些压榨能源的公司达成协议。等到他入主金沙萨时，据说他已经洽谈了价值5亿美元的协议。跨国公司向反叛运动团体提供丰厚的巨额资金，以换取叛乱事成之后的能源特许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自然资源为战争推波助澜、筹措资金，有时甚至直接引发战争。其中一个例子便是〃冲突钻石〃，联合国将这些钻石定义为〃反对合法且得到国际认可的政府的军队和派系在其所控制的区域中开采出来的、被用来充当对抗合法政府的军事行动资金的钻石〃。在冲突钻石的情况中，问题得到关注还要归功于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证人〃所付出的努力。在多年来始终否认存在问题之后，世界最大的钻石制造公司戴比尔斯，做出了惊人的改变，向解决问题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将公司转变成为全体企业的榜样。
第一部分 第8节：战乱陷阱（4）
真正令人难以容忍的怨愤，实际上，是一种为了做生意而出现的反叛运动。但偶尔我们还是能够从中辨认出这种叛乱的真面目。例如，在斐济，印度移民改变了人口的平衡，最终受过良好教育且富有的印度人占据了微弱多数；1999年他们选举出一位印度裔的总理马亨德拉·乔杜里（MahendraChaudhry）。斐济是世界上最早的桃花心木出口国，而在乔杜里的政府当权后，决定开放该国的桃花心木种植园，进行国际化管理。其中有两个国际竞标者，一个是联邦开发公司，这是一家英国的非盈利性组织，拥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丰富经验；另一个是一家美国的私有公司。通常这些竞争竞标者都会雇用当地的商人来为他们的竞标出谋划策。经过一场激烈的竞争之后，政府将合同授予了联邦开发公司。一个月以后，一个叫乔治·斯佩特（GeorgeSpeight）的斐济本土人叛军领袖（正是那个曾为美国公司做顾问的商人），开始组织对新政府的武装对抗。斯佩特的口号是〃斐济人的斐济〃，这是一句很能蛊惑人心的战斗口号，但社会公正果真是斯佩特唯一的动机么？我猜若是将暗含反对派利益诉求的〃把桃花心木合同给美国人〃作为战斗口号，恐怕就没那么能收买人心了。
塞拉利昂的情形又如何呢？塞拉利昂是一个其人口发展指数（一个综合了预期寿命、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度量标准）处在最底层的穷困潦倒的国家，它们的国民最有充分的理由来表示怨愤不平。叛军领袖弗迪·桑可（FodaySankoh）距离中大奖般地获得权力是如此接近——他的势力和政府中的势力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他曾被许诺会提供给其令人瞠目的〃招安〃交易条件，包括副总统的位子。显然，桑可一口回绝了；获得国家第二把交椅的位子并不是他想要的。作为这一许诺的替代品，他声明他的目标是政府的一项特权，即掌控塞拉利昂奇货可居的钻石特许权。而桑可的叛军实在不是什么骁勇善战的材料，他首选的兵源是些十几岁的瘾君子，容易控制而且六亲不认。他们最爱的战略是对平民实施恐怖活动，包括砍掉村民甚至小孩子的手脚。
第一部分 第9节：战乱陷阱（5）
战争的代价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你会怎么看待内战的资产负债表：代价和遗留问题。内战是一种发展的倒退，它对战乱国家本身和邻国都会造成伤害。让我们先从战乱国说起。内战大约每年会将增长削减2。3％，所以一场典型的〃七年战争〃会使一个国家比其发生战争前还要穷上15％。当然，战争比单纯的长期经济萧条更糟：它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死去的人们更多的不是在实战搏杀之中被杀死，而是死于疾病。战争创造了难民，他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垮掉、疫病流行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一位年轻的西班牙研究者马尔塔·雷诺…奎尔罗（MartaReynol…Que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