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负趺恳桓霰痹降拇遄统钦蛑械摹敖值牢被帷保灾掠冢悄芄徊炀踝钚〉谋浠虼耍庖患苹⑽词盏较裱男ЧＲ蜃裱蚧鞅痹剑植挥擅谰苯咏槿氲姆秸耄值恰·约翰逊总统要求增加秘密计划实施的强度。
威廉·P·邦迪伴随我进行了这次旅行。就像他弟弟麦乔治·邦迪一样，威廉·P ·邦迪也继承了他们父亲哈维·H·邦迪的正直和聪慧，老邦迪曾长期成为亨利·史汀生的助手。同约翰·T·麦克诺顿以及其后的保罗·C·沃恩克（他继承约翰担任了国防部部长助理，负责国际安全事务）一起，威廉·P·邦迪是我在越南问题上最可信赖的顾问之一。我们在巴黎的会晤结束后，即在奥利机场登上了一架军用喷气机，为了直飞南越，飞机尽其可能带上了足够的燃料。我们在大雾中向跑道上移去，喷气机的引擎开始加速做起飞的准备，这时，一架TWA客机突然在我们前方的雾中隐现出来，几分钟之前，它刚刚降落在这里。我们的驾驶员萨顿机长急速地拉动了刹车，几秒钟之内（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恐惧笼罩着我们，我们都惊呆了。这时，轮胎、机轮和刹车闸里喷出了火焰，我们急忙从紧急出口撤离了飞机，但是，萨顿机长的高超技术却挽救了我们，以及那架TWA客机上约一百五十人的性命。
直到这时为止，我所得到的军事情报均认为，我们在越南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一份国防情报处送来的备忘录，它指出，越共在去年并未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是，他们却成功地维持、甚至改进了其战斗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除非南越军队增强其行动，越共将很可能增加其活动。
这一令人沮丧的新估价，在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我召开的西贡会议上，再次得到了证实。事情非常清楚，推翻吴庭艳的政变已造成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那些南越的军队将领们迫不及待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他们热衷于西贡的政坛角逐，而大大忽略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另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是，南越的军官们提供的情报大大失实，蒙蔽了我方军援人员的眼睛，致使他们在以前的汇报中，大大夸张了军事进展的情况。在我们返回之后，约翰·A·麦科恩向总统汇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去年乃至去年以前，我们从南越军官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以及美国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均存在着严重的失实，而我们却使用它们估价了战争发展的趋势。”
在我们西贡的会议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上将都同意，南越进行战争的物质资源——包括美国提供的训练援助和装备物资——已经到位了，但是，他们同样认为，南越必不可少的领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现。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形势已极为严重，但其绝非已无法挽救。
为了加强越南人的实力，保罗·D·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扩大秘密行动的规模。这也是对我早先要求的答复。以后，主管审查这类计划的联合机构303委员会也批准了该计划。随后，在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A·麦科恩和我的建议下，总统批准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试验性计划，将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开始实施。该计划旨在使北越确信，停止对南越的入侵也将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来，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竟是如此的荒谬，以致于我们做出了毫无价值的努力——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后，对于新闻界，我的谈话还是稍有保留的。在战争期间，或许，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是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坦率和诚实。我认识到，令人失望的评论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在支持的人们（南越人），也会使我们企图战胜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这是一个极为深奥、而又难以忍受的伦理道德的两难窘境：在战争和危机时期，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彻底的坦诚，而又不使敌人受到丝毫的鼓舞和宽慰？
总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两次采访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注意到，越共的活动已极为明显地增加了”（这是真实的）；但是，然后我又补充道，“我们考察了南越的计划，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会获得成功”（这充其量是一种夸大的说法）。
在对总统的报告中，我的看法则是极为坦率和沮丧的，“局势极为糟糕，”我告诉他，并预言道，“除非在随后的两到三个月中出现逆转，否则，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实现中立化已是最佳结果了，而更为可能的则是，共产党人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
我告诉他，无论是吴庭艳的继承者，还是美方人员中都存在着问题。南越的将军们均无执政的才能，他们明争暗斗、内讧不断，在战场上却仍在节节败退。反对政变的人曾担心出现这种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结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美方人员则缺乏统一的领导，他们很少交流信息，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我严厉地指责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评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职。实际上，他从不与保罗·D·哈金斯进行接触，并独自把持了从华盛顿发来的重要电报，拒绝让对方看到电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来指挥一次综合性的行动，而美国在南越的人员正处于此类行动中。我补充道，迪安·腊斯克、约翰·A·麦科恩也与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们都打算帮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听劝阻。不管怎么说，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担任着大使的职务。
我们返回华盛顿不久后，总统收到了一份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提交的备忘录，该文件建议，美国应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东南亚——既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国人的控制，这可通过某种形式的停战或其他的方法来实现。总统要求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此方案做出反应。
我们三人一致认为，迈克·曼斯菲尔德的方案将会导致南越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并会对美国和西方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呈述了当时美国最高层文武官员们的基本看法： 在东南亚，老挝将几乎肯定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会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态，而实际上，则接受共产党人的统治。泰国所做出的姿态将会更加摇摆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亚骚扰的马来西亚也会做出相同姿态。甚至，缅甸也会将这种局势的发展视为一种清楚的标志，即，这一地区目前将只能完全地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之中（这也将对印度的安全产生严重的后果）。
总而言之，即使美国对泰国持有坚定的立场，即使马来西亚也做出坚定的姿态，即使诸如法国之类相距遥远、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持“中立”的概念，但一个真正“中立”的东南亚，似乎仍无可能出现于事态的这种发展中。
在其它亚洲国家、以及在其它地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国家的眼里，南越将不仅是对美国坚定性的一种考验，而且也是对美国处理“民族解放战争”能力的一种特殊考验。就亚洲范围而言，事情是极为明显的——例如，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脱身及对共产党人统治的认可，将会严重地影响人们的信心。广而言之，任何一个在未来受到共产党人威胁的国家，也无疑会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将会对他们负责到底。甚至，从理论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远的地区，这一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的。
我之所以广征博引了我的备忘录，这是基于两点理由：为了表明，对于选择我们的现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离——我们的分析和讨论竟是如此的肤浅和有限度；并且，也为了阐明，对于美国和西方的安全来说，东南亚的丧失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目前这一情形已被提交到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面前，无论就其紧迫性还是其详细程度而言，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备忘录强化了总统早已持有的立场。由于我们训练战略在几个月前，已表现出失败迹象，我们的态度也开始几乎难以察觉到地逐渐倾斜——到了直接运用美军作战部队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我们之所以依此行事，是因为我们的担忧正在不断地增加——事后来看，极为明显，这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担心如果我们不依此行事，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然而，我们并未就某些重要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这包括：从最远的程度而言，究竟需要何种类型的美军部队？我们取得成功的把握上，究竟有多大？或者说，如果我们提供军事部队，那么，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以及人员的伤亡上，我们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的确，这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被严格地审查过。
一个深不可测、变化多端的深渊，就在我们的脚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进行更为激烈行动的建议。他们声称，总统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中已无条件地指出，“要确保在南越取得胜利。”事实并非如此，总统肯定不会不顾及人员伤亡的代价。联席会议的成员们继续说，“为了取得胜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美国必须准备抛弃众多的自我设置的限制，因为它们目前已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并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尽管，这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多少呢？这一备忘录并未回答，并且，在以后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备忘录也从未回答这些军事上的关键问题。
总统、他的顾问人员和我，也像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一样，忽视了这一问题，这是不能原谅的。我们的职位要求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没有主动提到这些问题，而我们却应该要求他们做出回答。小布鲁斯·B·帕尔默上将于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担任了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成为驻越军援司令部的副司令，并于一九六八年成为了陆军副参谋长，他后来写道：“在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向总统或国防部长指出过，我们正在实施的战略方案或许会遭到失败，以及，美国将无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认为，这一批评的确合 情合理，但是，我们——他们的非军方上级——也犯有同样的失误，即没有强迫他们做出这样的估价。
为什么我们忽略了提出的这些疑问，并找出它们的答案呢？我将还会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当时还承担了许多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成为我们失败的部分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以及苏联对欧洲的威胁，这些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没有一个专门处理越南问题的高层班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越南的危机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需要处理的事务，它只是我们盘子中的一道菜而已。我们在目标上也缺乏灵活和可变性，并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