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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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说：“总统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决定时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间屋子里，除了一个人以外，你的全部顾问——包括我——都建议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电视上说明这个事实。”
约翰·F·肯尼迪听完了我的话语，“鲍勃，”他说，“我非常感激你愿为此事承担责任。但是，我是总统，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们的建议，然而，我却这样做了。责任完全在于我，并且，我也无意向你，或艾森豪威尔，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责任。”
我从心底里欣赏他的大度，这次事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我下定决心再不会让他失望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际即至关重要，认不清萌芽时期的隐患，就无法应付成熟之后的灾祸。
——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现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与越南所结的不解之缘最初也是这样。约翰 ·F·肯尼迪接任总统之际，一场日渐蔓延、异常复杂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却对其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已成为南越吴庭艳摇摇欲坠政权的心腹之患，其错综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想。我们只能进一步理清这些问题，以寻求应付之良策。
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则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南越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
一九六一年，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的主张略有不同，他们也亲身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洗礼，也从报纸上获得了外交事务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和亚洲的事务则所知甚少。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去战胜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而战后却只能目睹苏联在东欧的大肆扩张。因此，我接受了乔治·F·凯南的观点，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务》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须在美国的率领下，采取一种遏制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扩张。在考虑国家防务和西方军事力量部署的决策上，我将此观点视为基本的准则。
与大部分美国人相同，我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整体。我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在携手合作，试图扩展他们的统治。当然，事后来看，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就不再有联合的战略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然而，他们的分裂从酝酿到暴露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共产主义似乎仍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中。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控制了中国，并且与北朝鲜一起，并肩与西方进行了战斗；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发出预言，共产主义者将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在第三世界赢得胜利，并且向西方宣告，“我们将埋葬你们。”一九五七年，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显示了其在空间技术的领先地位时，他的恫吓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将他的攻击点移到了西柏林问题上。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已将古巴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半球的桥头堡。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四面受敌的滋味，这种恐惧奠定了我们对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基础。
与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危险是无法遏制的。它的确是一种威胁，但并非不能应付，我赞同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观点，他发出号召，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起进行长期斗争的重任。“每一个国家这都应知道，”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无论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和艰难困苦，支持朋友反对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实现。”
我对印度支那特别是越南的近期历史是有所了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人胡志明就已开始从事解放祖国的活动。我也知道，日本于二战时期占领了这个国家，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宣布了越南的独立，但是，美国却又默认了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地区，这主要是担心，一旦法美关系出现裂痕，将给抑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困难。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法国对胡志明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我们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则是那些中国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国的眼里，印度支那正是我们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战中至关重要的堡垒。
五十年代期间，显而易见，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与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 ＇ 译者注：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西部的地区，一九六三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 ＇ 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活动视为民族运动——就像以后他们表现的主流那样——而是将它们视为共产党人为在亚洲建立自己统治而进行的统一行动。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胡志明称为“印度支那国家民族独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尽管，它明显并不情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这一地区，但有关共产党人在该地区造成威胁的警告则不绝于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接着说道，“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年，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责任，承担了保护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线以南部分的义务。我们也开始就东南亚条约进行磋商，有条件地承诺了对印度支那的保护。并且，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最后，我还意识到，在担任参议员之时，约翰·F·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关于东南亚的观点作出过积极的反响。“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它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两方面事态的发展强化了我考虑越南问题的思路：古巴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苏联在柏林进行的新挑衅。两者似乎都标志着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在越南加强美国的势力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越南的丧失以及其后的多米诺现象，极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整个东南亚。
然而，我对东亚问题仍然所知甚少。我从未去过印度支那半岛，也不懂得那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许多人在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这包括约翰·F·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以及许多其他人。当面临越南问题时，我们这些决策者竟然发现，那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也缺乏专家来提供咨询，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出现之时，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都能求助于卢埃林·汤普森、查尔斯·波伦和乔治·F·凯南等高层人士，他们对苏联有极深的了解。然而，无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国务院，高层官员中却无人对东南亚有像样的了解。据我所知，五角大楼中仅有一名军官，参与过那一地区镇压暴乱的行动 ——中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他曾担任过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和南越吴庭艳的顾问。但是，爱德华·兰斯代尔的职位相对较低，在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方面也所知甚少。
这一差距极有讽刺的味道，因为它的出现与五十年代泛滥的麦卡锡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国务院中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瑟维斯、以及约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场歇斯底里式的热潮中遭到了清洗。由于缺乏这类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和犀利的洞察，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待中国和越南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对待南斯拉夫——一个摆脱了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那样来考虑问题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铁托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与斯大林早已公开地进行争论。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而古巴又于近期倒向了苏联，这似乎极其明显地表明，独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将他们的运动并入共产主义者的轨道上。因此，我们没有将胡志明与马歇尔·铁托等同起来，而是将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归为一类了。
就像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任一样，肯尼迪政府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些并不牢靠的判断，事后，我们也未对这些假设做批判性的分析。显然，在我们决策的基础中，就存在着致命的失误。
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失误，我将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分析，以为日后提供有益的借鉴。有关越南问题的著述已是浩如烟海，对这一战争的描写也已极为详尽，我无意再重复他人的论述，而是想将观察的视点集中在十一个关键事件或决策上，以便讨论它们与决策内容和程序上的联系：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一万六千名美国军事顾问被陆续派往南越，以帮助其进行训练，与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布，他期望训练的使命将于一九六五年完成，并且，他将在九十天内（即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撤离美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