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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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了苏共，昔日的信仰已经失去了支柱。东正教开始成为他的信仰。前文已经
提到，普京的母亲玛丽亚在在1952年儿子出生后不久，就背着不信教的丈夫，带
儿子进了列宁格勒的东正教教堂，使普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从这个意义上说，
普京从小就是东正教徒。但是他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成长的，从小学到大学都在
苏联体制下受教育，后来又加入了苏共，成为克格勃军官，客观和主管条件都排
除了普京作为一个教徒的可能。然而现在，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在国家经历了
如此巨大的变动之后，普京不能没有一种新的信仰和精神的寄托。于是，小时候
他受洗时母亲给他的十字架，就有了新的意义。他应以色列外长的邀请访问了耶
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是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
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是东正教的一个牧首区，相传耶稣的兄弟雅各始创主教座于
此。普京将当年母亲给他受洗时佩戴的十字架在耶路撒冷的教堂圣棺上使其圣化，
完成了母亲的嘱托。圣城的宗教传统和气氛给过了不惑之年的普京非常深刻的影
响，他后来特地带全家再去了一次耶路撒冷，并且从此开始定期到教堂做礼拜。
普京承认自己是全心全意上教堂的，还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成上教堂的习惯。

　　　　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也称正教。15世纪拜
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等一些斯拉夫国家的正教会又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
的管辖而建立自主教会，逐渐形成俄罗斯正教。其教义的特点是：一，信守前七
次公会议信条，不承认以后天主教所举行的历次公会议；二，不十分强调赎罪论，
认为凡愿意接受信仰和洗礼的，都可以得救；三，特别重视对圣母的崇拜。东正
教的弥撒包括公众礼拜，仪式古老而隆重。

　　　　中国人说的“亡党亡国”，普京这一代苏联人／俄国人有切身体会。但是，
“国破山河在”，“无论承认这一点是多么痛苦”，日子还是要过，人还是要有
精神的家园。定期做礼拜，是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养成的习
惯，显然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寄托。

　　　　圣彼得堡虽然改为原名，但是70多年的苏联痕迹，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人
民心理的痕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普京这个时期主管对外联络，又偏重
经济方面的事务，圣彼得堡的对外招商和引资都由他主管。圣彼得堡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运转多年，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刚开始，既没有相关的法律，政
府的配合也远谈不上称职，官员个人的作用就很重要。普京从克格勃官员转变为
一个主管经济的官员，角色的调整倒是相当迅速，这应该归功于他本人所受的法
律教育，在国外工作的经历以及从事多年情报工作培养的判断和协调能力。

　　　　普京在担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期间以及后来担任副市长期间，全力推动该
市的引进外资外商和设立圣彼得堡自由经济区。他领导有关部门建立了一外汇交
易所，以方便外商、游客和市民兑换外币。普京批准了著名的顾问公司KPMG在圣
彼得堡设立分公司，使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个顾问公司了解在圣彼得堡投资的
各种具体问题。在吸引外资方面，普京的工作重点是德国和北欧公司。实际上，
德国和北欧公司在历史上就是圣彼得堡的主要外资来源。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就是
在普京的劝说和配合下，决定在圣彼得堡投资的。

　　　　在法兰克福而不是德累斯顿。这个财团是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的大股东之
一。来自德国的企业家在和圣彼得堡市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因为有了普京这样能
够直接沟通而又办事干练的官员而下了投资决心。著名的里昂信贷银行（法国第
三大银行）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圣彼得堡，再进入俄国的。

　　　　索布恰克是市长，但是他对这些具体的工作没有兴趣，他经常外出访问，周
游列国，或到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地方出席会议。普京不仅主管对外经济工作，逐
渐也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他勇于任事，效率高姿态低而又不居功，因此深得
索布恰克的信任和喜爱。索布恰克本人性格多疑，从一个法学教授成为市长以后，
角色的急剧转变，使他在官场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围着他的人们不外乎要官、
要好处，使他更加防备。市长唯独对普京十分信任，普京决定的事情，索布恰克
就批准。不过普京从不越权，凡是他职权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情，他作了决定之
后，都会呈报索布恰克，并且对申请者说明“此事还要同市长商量”。因此在普
京还没有担任副市长的时候，索布恰克外出，市长不是由当时副市长代理，而是
由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的普京代理。

　　　　1992年初，普京尚未满40岁，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副市长。翌年他又兼任市政
府的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1994年，普京出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仍然兼任对
外联络委员会和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在圣彼得堡可说是权力仅在索布恰克之下。
这种现象引起了俄国新闻界的兴趣。当时有记者问索布恰克：“您为什么要重用
一个克格勃？”索布恰克的回答是：“他不是克格勃，他是我的学生。”

　　　　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和第一副市长，不仅和索布恰克建立了紧密合作的
关系，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管理经济和政府和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所以他后来能
够很快在莫斯科打开局面。普京还由于担任这个职务，和俄国正在崛起的青年一
代政治精英之一的丘拜斯（当时担任索布恰克的经济顾问）建立了联系，他本人
管理经济的时期又正好与俄国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同步。“休克疗法”和盖
达尔、丘拜斯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采用的是“休克疗法”。1991年10月28日，
叶利钦总统向全国宣布，采用第一副总理盖达尔的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放
开价格和市场；放开对外贸易；控制货币和财政预算；改革卢布区；改进社会安
全网。

　　　　这个方案中最重要的是放开价格和市场，这一重点措施从1992年1　月2　日开
始在俄罗斯全国实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冲垮了，市场供应马上好
转，但是社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明
显下降。叶利钦认为“休克疗法”是必要的：“盖达尔的作用在于，他使我们瘫
痪了的经济骤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枢、它的资源、它的机体动弹起来。
做法相当残酷，但必须这样做。”俄国的经济改革采用了激进的做法，对此至今
人们还有不同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市场经济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第一步已经
走出来了。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叶。铁。盖达尔是1956年出生的新一代经济学家，
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盖达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家庭，他的祖父盖达尔
是苏联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大部分都译成中文，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
国有广泛影响。其父是海军少将。盖达尔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学生一样，深受匈牙
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影响。科尔奈1928年出生于布达佩斯，毕业于布达
佩斯大学经济系，1966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曾任国际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外国
院士。科尔奈以研究”短缺经济学“而闻名，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研究，
在当代经济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性著作包括《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
《投资的数学规划》、《结构决策中的数学规划》、《反均衡》、《短缺经济学
》、《非价格控制》、《增长。短缺和效率：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宏观动态模型
》、《矛盾与困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研究》。

　　　　科尔奈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最早研究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现象和低效率并卓
然有成的经济学家，在70年代后期的苏联，是青年经济学者们必读的经典著作。
盖达尔小时候在南斯拉夫住过5　年，当时的南斯拉夫是阵营当中的离经叛道者，
是最早改革计划经济的，由此这五年的生活经历，是盖达尔能够以一种新的角度
看苏联的经济体制。他和当时的其他经济学者一样，深受科尔奈、美国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的影响。到80年代处，在莫斯
科和列宁格勒已经分别出现了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小组，莫斯科小组以盖达
尔为首，列宁格勒小组以丘拜斯为首。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比盖达尔大一岁，是同一代人，他出生于白
俄罗斯的鲍里索夫克市。丘拜斯这个姓不是俄罗斯族的姓，原来其祖先是彼得大
帝从波罗的海沿岸邀请到的工匠，参与建设圣彼得堡，后来定居下来，就成为俄
国人了。丘拜斯从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母校工作，成为列宁
格勒人。丘拜斯1988年在匈牙利住了一年，匈牙利当时在经济改革方面走在苏联
全面，丘拜斯得以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更深入地研究“短缺经济学”。

　　　　丘拜斯小组和盖达尔小组原来是分别活动的，1982年开始建立了联系，经常
私下讨论苏联的经济问题，后来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一些雏形，就是当时在小
组的讨论中开始形成的。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开创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气
氛中，这两个小组通过斯洛文尼亚经济学家L。茨尔克，和西方经济学家建立了联
系，开始了和西方学者的学术交流。

　　　　盖达尔被叶利钦任命为政府的第一副总理，专门负责经济改革。丘拜斯先后
则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索布恰克当选圣彼
得堡市长后，又担任索布恰克的经济顾问。正是丘拜斯在列宁格勒苏维埃任职期
间，普京开始和他同事。普京和他们是同一代人，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但是普
京不是都经济学的，而丘拜斯和盖达尔在一直从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没
有普京那样的情报工作经验。

　　　　普京由此和俄国这批新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且可以肯
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盖达尔和丘拜斯的经济改革理论，至少受到相当的
影响，但又不是完全接受。盖达尔和丘拜斯主张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
制，可以说一种右翼的改革派；而普京从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出发，更倾向于德国
式的社会——市场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政府的作用相当重要。

　　　　盖达尔和丘拜斯先后主持了俄国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在俄罗斯经济体
制的改革中，是决策者，而叶利钦信任并且重用这些新一代经济学家。这是其他
独联体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叶利钦是这样评价这批新一代的的：“在我国出现
了一批具有全新的心理素质的人。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不等待他
人的援助，不指望任何人，不指望政府，不指望国会，不指望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