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档案2-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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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一层因素，在和韩印讨论之后，顾菲菲决定暂时对吴斌隐瞒有关奸杀案的相关信息，甚至给吴斌的字条上也撕去了年月日，只留下地址部分。一方面，顾菲菲和韩印并不了解吴斌和周海山之间的关系。如果吴斌得知火灾和早年的案件牵扯到他的“大老板”，他还会这么执着吗？如果他是趋炎附势之人，必然会站在周海山那边，那案子的调查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停摆都很有可能。毕竟这里是周海山的一亩三分地，以他的地位，要是硬不让你把案子办下去，那是几分钟的事。另一方面，这种暂时回避对吴斌也是一种保护。所谓胳膊拗不过大腿，年轻的刑警队长恐怕很难斗过老谋深算的局长，尽管人们常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事实上正义往往总是迟到，即使最终局长能够被扳倒，吴斌也很可能在过程中被牺牲掉了，这是顾菲菲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外表冷傲的女人，内心其实是充满人情味的。
支援小组目前的调查思路，是暂时不把局长周海山和案件的牵扯点破，他们等于要绕过吴斌和周海山去寻找蛛丝马迹，直至找到一些相关证明之后再与吴斌沟通。如果他是个遵循证据不畏权势的好警察，支援小组将会和他联手一起揭开冤案的真相，进而解决“4·7”案！
支援小组乘车去往玉山街道办事处，想了解一下梁艳退休之前的工作情况。
凶手在前两起作案中选择的受害者，与之欲模仿案例中的受害者境况大致相同。而据张松林说，奸杀案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少妇，可凶手第三场作案杀死的却是一个老妇人。但凶手选择梁艳绝对是有预谋的，他将她的小狗偷走，使其一直逗留在公园内，最终选择时机下手。由此韩印分析，梁艳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与奸杀案有关，应该不是年龄和外貌，那会不会是社会关系或者职业呢？
车行至半路，顾菲菲接到吴斌的电话。吴斌对字条上的信息非常重视，回到队里便让相关人员赶紧查一下那个地址，很快结果便反馈上来——字条上写的方程街其实是玉山街道原来的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为玉山街，当年的凌水路也改为现在的华南路。方程街凌水路279号，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华南路279号，那里现在是一栋居民小区的单元楼，原来是一家机械厂的家属居住区，但由于机械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倒闭了，所以具体的门牌号“105室”，便无从查证了。
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玉山街道，字条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关，而又有人特意将它传递给支援小组，说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关。不出意外的话，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即是早年奸杀案的案发时间和地点。
明确了字条上的信息所指，本来顾菲菲和韩印还准备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个聊一聊，尤其是与梁艳原先共同工作过的科室人员，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能将梁艳和1979年发生的案子联系起来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这个条件在职的街道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长，另一个便是街道主任。顾菲菲和韩印决定先与这两个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员了解下情况。
首先接触的是民政科科长，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来便表示，听说梁艳被杀了，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这倒不是假话，首起案件的细节通过本地网络流传出去之后，给市领导和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接下来的两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时间封闭了案发现场，也严令相关人员，除非调查需要，否则不得将任何细节透露出去。
随后民政科长表示，他和梁艳年龄相仿，平时走动得多，对她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艳生前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他。
韩印听他这个话头，知道找对人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当年梁艳工作的科室有几个女的？”
民政科长短暂回忆了一下，说：“加上梁艳总共四个。”
“那几个人的近况您了解吗？”韩印又问。
“她们比梁艳年龄大，退休得也早，现在身体都还不错，一直和梁艳有来往，没听说谁和梁艳有什么矛盾和仇怨啊？她们一个现在”
“都健在就不必介绍了。”顾菲菲摆摆手，打断民政科长的话。
“你说‘都健在’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们认为这几个老太太里，有人杀了梁艳呢。”民政科长一脸纳闷，想来是摸不准这次问话的用意。
“梁艳在这里与谁走得比较近？有没有很早以前去世的？”韩印接下话问。
“倒真有一个，她叫白秀云，与梁艳同一年来的，虽不在一个科室，但两人关系很好。”民政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但提到“白秀云”三个字，他脸色倏地黯淡下来，语气悲恸地说，“秀云是个命苦的姑娘，结婚没多久，在机械厂工作的丈夫便死于家族遗传的肺病。处理完丧事，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周围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趁年轻再找一个，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要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惜她也惨遭劫难，而且死得很屈辱，听说是被先奸后杀的。”
“白秀云是不是住在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出事那天是1979年12月28号，对吗？”顾菲菲有些激动，她知道离早年那起奸杀案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吧，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但确实是1979年冬天的事。”民政科长迟疑了一下，满脸疑惑地说，“你们不是查梁艳的案子吗？怎么又提起白秀云了？她们的案子之间有关系吗？”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白秀云的其他情况，包括她被奸杀的信息，你了解吗？”顾菲菲撇开民政科长的疑问，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道。
“噢，我和她并不熟，刚刚那些我也是听梁艳提起的。要说白秀云的情况，可能我们主任陈辉了解一些，当年他们是一个科室的，都在宣传科做干事。”民政科长欠了欠身子，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说，“这会儿他应该在，要不我带你们去找他？”
“不用麻烦，我们自己过去就是了，感谢你提供情况。”顾菲菲微微点头示意，便带头走出民政科办公室。
“没事，没事，应该的。”民政科长送几个人出门，殷勤地说，“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
街道办主任陈辉，给韩印的感觉是身上既带着官气，又有一丝学者的风范。
他50岁出头，稍显稀疏的大背头油光发亮，一副精巧的金丝边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面庞干净，神采奕奕，显得意气风发。
经过与民政科长的谈话，基本可以判定凶手选择梁艳作为目标，是为了引出她的好同事兼好朋友白秀云，进而牵出“奸杀案”。可以说，到此梁艳的价值已经用尽了，无须在她身上再做文章，所以向陈辉自报家门之后，韩印直接将话题集中在奸杀案上。
一提起白秀云的名字，陈辉即现出一脸伤感，他微微怔了怔，摘下眼镜，揉揉眼睛，感慨道：“那一幕太令人震惊了，我想我一辈子都无法从脑海中删除那天早晨的画面。就像你们说的，那是1979年12月28号的早晨，天空中飘着雪花，秀云家的小院里白茫茫一片。秀云坐在拴在小院中那棵老枣树枝干上的秋千上，低垂着头，双手握着绳索，肤如凝脂的胴体被雪片覆盖着，融入四周无瑕的洁白中她默默地坐着，让人觉得好安详、好宁静”陈辉终于忍不住，眼角溢出泪水。他别过头望向窗外，喃喃地继续说，“她像是一个沉睡了的雪孩子，又好似童话中穿着白色礼服的公主，那就是前一天还与我对桌而坐的同事人生最后定格的画面，与我想象中的死亡截然不同，却又异常地撼人心魄。我想象不出要有多么凶残的心理，才会做出那样的杀人举动”
不愧是宣传干事出身，文采相当不错，一个杀人现场竟让陈辉描述得如此凄美，而且画面感十足，众人都随着他不自觉地陷入淡淡的忧伤中。
“这么说，当时你在现场？”韩印打破忧伤的氛围问道。
“对，当年我住的地方离秀云家不远，那天早晨听到街上有人拼命地喊着‘杀人了，杀人了’，于是和周围的邻居们一起跑出来，就看到我刚刚说的那番情景”陈辉从办公桌上的纸巾盒中抽出一张纸巾，擦干眼角的泪水，重新戴上眼镜，说，“后来警察来了，把现场封锁了，大家伙才散的。”
“关于后来抓到的凶手你了解多少？”顾菲菲接着韩印的话问。
“了解不多，当年警察消息封锁得很死，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不知真假。听说好像抓了一个在街道百货商店当售货员的男人，可能就是他吧。”陈辉抽了两下鼻子，说，“对了，秀云的案子，市公安局局长周海山当年也参与了，他还找过我们问话。怎么，你们之间没通气？”
“呃，我们是刚刚在调查梁艳的案子时，偶然得知关于白秀云的事，所以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这边的市局沟通。”顾菲菲沉着地应道。
“怎么，你们认为这两起案子有关？”陈辉也抛出与民政科长相同的疑问。
“关于凶手你再没有一点可补充的吗？”韩印反问道。
“真的没了。”陈辉摊摊手，一脸愤恨地说，“不图财、不图色，愣是把人杀了，还把人放到秋千上侮辱，要我说啊，那凶手肯定就是一心理变态。”
“好吧，暂时先这样，要是回忆起什么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顾菲菲站起身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陈辉。
“一定，一定。”陈辉接过名片，拉开办公桌抽屉，放到名片夹中。
顾菲菲转身欲走，韩印用眼神示意她稍等一下，然后冲陈辉说：“白秀云两口子都去世了，那孩子怎么办？”
“唉！当时秀云的孩子，好像还不到三岁，是个男孩，那么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实在太可怜了。”陈辉深深叹息道，“那时秀云的婆婆还未过世，不过靠她一个孤寡老人，身体又不是很好，根本没法照顾那么小的孩子。听说无奈之下，孩子被过继给一个外地的亲戚，祖孙俩也一同搬到外地了。”
“那孩子后来还有消息吗？街道有没有领养记录什么的？”韩印问。
“哪有什么领养记录！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什么户口啊、收养手续啊，根本不需要，孩子稀里糊涂地被领走，到人家那儿直接上个户口就成了。”陈辉挤出一丝苦笑，遗憾地说，“其实关于孩子的事，梁艳了解得比较多，可惜她不在了。”
“那行吧，不打扰了，我们这就告辞了。”韩印起身客套地说道。
“没什么可打扰的，都是我该做的，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你们随时可以过来，街道办会全力配合这次办案的。”陈辉也起身伸出手，与韩印握了握，态度非常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