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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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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可你后来并没有按照柯仲平的话去做。
    张:是呀,这样我体会就特别深。不过开始我还是想搞业务。进城后搞文化接管工作,我参加戏剧方面,郑振择、王冶秋负责文物方面。筹备文物局时,还劝我搞文物工作。我后来被派筹办戏剧学院,一起共事的有欧阳予倩、曹禺、张庚等。我刚决心重温学业,可是干了不到一年,周扬硬要调我去文化部当办公厅主任。我坚辞,他说,“地位很高啊!”这句话我听了很不人耳。
    李:看来他是需要自己身边有信得过的人。
    张:我却害怕去。我党性也不强,当天晚上欧阳予倩、曹禹到我家来,聊天中提到这件事,还说我不会去的。第二天院长欧阳老就写信给周扬,说愿意与教育长光未然共进退。这样一来周扬火了。他召开文化部党组会,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结合党外人士一起反对党的领导。我只得做检讨,但仍保留意见不当办公厅主任。周扬不再找我,几个月后,突然任命我当艺术局常务副局长、支部书记。局长是田汉。根本没有和我商量,还是把我从戏剧学院调到了文化部。任命公布,不能改变,我就只好放弃写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从文化部到剧协、作协,一直到“文革”。
    李:这以后在工作上你们相处得如何?
    张:相处不太好,但也有一些愉快的合作。例如在文工团工作会议、第一届戏曲会演、话剧会演期间,那时每隔两三天就到他那里去一下。我的许多工作都受周扬和乔木的嘱托。刚上任时,正好提出反公式化、反概念化。我负责组织剧本创作,歌曲创作,整理戏曲上演节目。得到周扬的大力支持。
    李:你觉得当时周扬和胡乔木的关系如何?
    张:我看还不错。记得1952年文艺整风时,在文联党组扩大会议上乔木做动员报告,我和周扬坐在一起,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看乔木的报告还有点日丹诺夫的味道哩!”他的语气是赞誉的。在文艺观点上,他俩是很接近的。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我想他是不大高兴的。
    李:你说那时和周扬相处得不太好,究竟是哪些方面?
    张:在文艺整风时,他对我的工作不满意。
    李:我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过你发表的长文《正视自己的错误》,是检讨你在戏剧学院的办院思想。
    张:是在艺术局时候写的。我办校时主张在学政治、学革命文艺的同时,也学点莎士比亚、贝多芬、芭蕾舞,多学些名著,并没有特别反对带有庸俗社会学的东西。但这还是被认为“右”,小资产阶级情调。
    李:这次文艺整风运动我记得是胡乔木主持。
    张:是的。丁玲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长,也参加主持。当时批评我的工作,把我和戏剧学院作为小资产文艺观的重点。在这一点上,乔木、周扬是一致的。当时我正受托筹备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任务繁重而紧迫。我想早点从整风检讨中摆脱,一开始就全部承担了责任,大家批评的我都揽下来,写了检查,在中央戏剧学院大会上朗读。全体师生鼓掌通过。我就是想赶紧过关,不愿发表。会议结束后,乔木打电话来,说:“你认识得比较早,是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下。”他让我寄去,很快就发表了。
    李:周扬怎样看待对你的批评呢?
    张: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在大会检讨之前,先是在东总布胡同的文联党组扩大会批评我,批得很厉害。我就想到周扬那里去诉苦。他却对我讲:“你知道丁玲怎么批评我吗?批评我重才不重德。”这里“德”指的是无产阶级立场。我问他怎么看。他回答说:“我看还有些道理。”我一听,十分生气,起身扭头就走。过去两三天到他那儿去一次,之后有一两个月没有去。
    李:不过据我了解,你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错。
    张:是的,他对我很信任。他喜欢我的笔墨,他的文章总要让我“理发”,在文字上帮他润色。不过,这也让我倒霉了,长期地改文件,改报告,改社论,学会了字斟句酌,可自己的文风也变坏了。
    李:他这个人是不是不讲个人感情,在这方面缺乏应有的人情味。
    张:我看是这样,他只知道工作。过去长时间艰苦奋斗,好容易取得政权了,党和政府委托你担当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都想奋不顾身地做出成绩来。但这更需要友好商量啊。1949年进城后,我和他的接触很多,但像朋友式的谈话几乎没有过。我怀疑他和夏衍也没有过。每天就知道谈工作,热心工作,要么就是批评人。他用人,但不知道关心人,不理解别人的心理。他自己生活上也不讲究。那时他爱吃的是煎鸡蛋,炒猪肝,从文化部食堂打回家里吃。生活要求低,要求自己严格。开会、讲话、读书、看作品、看演出而外,别的没有什么生活乐趣。1959年我、侯金镜、袁水拍和周扬、苏灵扬、露菲一起到海南去,到了三亚,大家高兴,准备第二天起好好游览一下。哪知第二天周扬就说要回广州。我们觉得奇怪。他说“我们不是来过了吗?”这事我在1988年的《海南日记》中有过一段回忆文字。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他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献身。生活俭朴。他工作很勤奋,他爱读书。
    李:他主要读哪些方面的书?
    张:他的阅读很广泛,也注意创作现状,爱护和支持创作。你知道,他的英文很好,注意收集国外的美学理论,欧美当代的文学思潮。他不是一无所知,一概鄙弃。他读马恩的书,有些是英译本。像他和乔木那样的文化素养是党内少有的。
    李:他难道不“左”吗?
    张:从他在多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批评中的言行说来,他是很“左”的了。但他在艺术问题上,并不赞成简单化,概念化。1950年他和乔木支持我写亢章批评“反历史主义”的戏曲改革理论。他在延安时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我想他是对当时的文艺状况有所感而做的。我一直认为,他的这个美学译本对毛主席在延安的文艺讲话有某些影响。他爱护新的创作,对粗暴批评并不赞成,因此不少作家和青年作者尊重他。另方面,在思想批判中,他和乔木也有过一些“精致”的粗暴批评。
    李:下次我想听你集中谈谈文革后与他的往来。
    张:“文革”后第一次去见他,他还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很感慨地对他说:“周扬同志,我们这些年干了些什么?是不是在做婴儿杀戮的工作?”“婴儿杀戮”即杀婴。早期日本左翼剧作《婴儿杀戮》,我国有译本。我这句气愤的、自责的话(指对创作的扼杀),对周扬不无触动。我想他不会见怪。这以后我们的关系恢复到1946年的状况,我觉得他开始有大的觉醒。但还是主要谈工作,没怎么谈过在“文革”中的遭遇。不过在对文艺的看法上,我们又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了。这期间,我受党中央委托,筹备恢复“文革”中被取缔了的中国作家协会及其刊物,设立专门机构,为历次运动错划错斗的作家平反,直至筹备作协“四大”召开,他都对我很信任,很放手,我是感激的。1979年我因肠癌手术住院期间,他来看我,十分感慨地说:“认识一个人很不容易啊,要花几十年时间。”对此,我也是感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扬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做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和发言,时时显露出智慧的光芒。我想这些会收入《周扬文集》中,我迄今尚未看到文集。今天先谈这些吧。
    1992年12月7日
    李:周扬与毛泽东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今天想请您坦率地谈一下,主要是根据您的观察和了解。
    张:周扬非常尊重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他这个人完全政治化了,总的来说,他是很真诚的,对党,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特别尊重。我记得50年代,他多次赞叹说:一毛主席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非常特殊。”谈时带着十分崇敬赞佩的语气。他曾和毛主席多次通信,在延安时交谈较多,进城之后少了一些,但见面和谈话的机会仍然不少。
    李: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从历次运动开始的情况看,毛似乎对他并不满意,批评也不少。
    张:是这样的,1949年10月文化部成立,茅盾任部长,周扬任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日常工作对茅盾敬重,部务会议都是请茅盾主持,不过实际工作都是他负责。1953年初,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李:具体为什么事情,您清楚吗?
    张:我也不太清楚。挨批评后,撤掉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换的是钱俊瑞,但保留了中宣部副部长职务,让他下到湖南参加土改。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一段就没有让他参加。
    李:我看资料还是他主持会议,做的报告。
    张:这里有一段插曲。开始毛主席决定要胡乔木主持筹备工作。乔木把林默涵、我、袁水拍找到他家,谈大会的报告,谈了两三次。要求文字讲究,简炼,批评尖锐(实际上他自己已经起草了)。他主张取消文联,按苏联的文艺制度改,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他主张作家协会会员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东西的挂名者不予登记。我们都很赞成。快开会时,乔木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其它没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他狠狠批评了乔木一顿。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就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他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辈文艺家。这样一来,就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二次文代会。
    李:这就是说毛泽东实际上对周扬还是非常信任的。
    张:周扬回来后我们先告诉他一些情况,他再问乔木,然后去找毛主席。随后就带我、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去天津重写大会报告。在筹备期间,乔木召开文艺界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说:“希望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那时很注重文艺界的团结,注重团结老辈文艺家。按照我当时理解,他主张保留文联,并不是要在各艺术家协会上面再设一层总的实际的领导机关,而是宁可虚一点,也要保留它。他不愿事事模仿苏联。听到说因为苏联不设文联,我们也取消文联,他就很恼火。
    李:毛主席对周扬的不满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张:主要觉得他在政治思想斗争中下不了手,所谓“政治上不开展”,我想也指的这个。1965年,毛主席把周扬找去,表面上态度和缓,实际上厉害。他就相信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三个:夏衍、田汉、阳翰笙。毛对他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后来,根本不相信周扬,就假手林彪、康生、江青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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