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情史-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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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宾的空荡荡的住宅，那个三毛在台湾每次想起便同王洛宾的孤清凄凉联系起来的令她难过不已、悲悯不已的寂寞地，此时在暄嚣的人群中竞显得无比温馨、无比清静起来，因为那将是她和洛宾两个人的天地，在其中，他们可以互相给予慰藉。
她早就盼望着的，便是这样的时光，和洛宾单独相处，不受尘世的牵绊，无拘无束地交谈，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日子。
本来三毛希望和王洛宾单独坐车回去，但王洛宾是随着导演一行坐车来的，是电视台的车。回去的时候，当然也应该是大家一同走，这样既方便，又省车钱。三毛想，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也不在乎再多忍一下，反正很快就将有大量的时间只属于他和洛宾两个人的了。想到这些，她的心又快乐起来。
在车里，三毛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便将自己送给王洛宾的礼物拿了出来，那是从台湾带来的三盘民歌磁带，全是王洛宾的作品，制作得非常精美。
“洛宾，送给你。我从台湾带过来的，喜欢吗？”
创作者们都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礼物赠送给别人，三毛却别出心裁，把别人的作品送给别人，而且也总能送到别人的心上去。她在台湾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
1976年，三毛和荷西因为海牙国际法庭判决西属撒哈拉民族自决，造成西撤的混乱而被迫撤离沙漠，在大加纳利群岛的一座滨海社区定居下来。没过多久，荷西失业，两人靠着遣散费和三毛的稿费艰难度日。祸不单行。三毛遭遇车祸受伤，骨伤刚愈，下体又出血，身体状况糟糕到极点，而且因为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心中又焦虑万分而继续恶化。
为了治病也为了家中少一张嘴吃饭，三毛决定回台湾探亲。
三毛回到台湾时，她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数不清的鲜花，一批又一批的记者采访，应接不暇的读者签名，名目繁多的会议出席，没完没了的饭局应酬成名的浪潮终于向她迎面而来，席卷了她。
许多她当年仰慕不已的名家，如今已成了同她在饭局上筹觥交错的朋友。最值得一提的是，她与老作家徐讦的相交。
徐讦是早在30年代便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知名作家，三毛在小学时代所读的平生第一本中国长篇小说，便是徐讦的《风萧萧》。
三毛是在一场饭局上和徐讦相识的，两人感觉彼此都很投缘，徐老先生尤其喜欢开朗活泼、洒脱浪漫的三毛，于是便脱口说出了要认三毛作干女儿的话。三毛是个聪慧伶俐的人，何况她对徐讦从来崇敬不已，于是顺水推舟，当着众人的面，当下便给徐讦行了女儿礼，皆大欢喜。
认了干爸之后，三毛立即跑遍了台北的书店，搜罗了一大捆徐讦的作品，包装起来，直奔徐家，送了徐讦这份“厚”礼，深得徐讦的欢心。
这一次来大陆，三毛又以同样乖巧的方式赠送王洛宾礼物，果然也把王洛宾欢喜得不得了。
千里迢迢，从台湾带来的礼物，虽然只是三盒磁带，却也实在是礼轻情义重了。
“谢谢，谢谢”王洛宾一迭声地说着，爱惜地从三毛手中接过磁带。
拿在手中仔细一看，竟全是自己创作的作品，王洛宾激动地抬起头来，紧紧握住三毛的手，问道：“台湾出版了我的歌？”
三毛点点头：“你喜欢吗？”
王洛宾兴奋得几乎要手舞足蹈了：“喜欢，喜欢，喜欢得不能再喜欢了。”
王洛宾兴高采烈，三毛也欣慰不已，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份真心诚意的礼物也要被人弄来大作文章。
车上别的人也都围拢来传看了这份礼物，分享着洛宾老人的快乐。
台湾来的磁带又激发了那位导演的灵感，他的那双职业性的眼睛告诉他：这将是一个绝好的题材。
一定要把它拍进片子里去。
导演决定下来后，便开始了对王洛宾和三毛的游说。
他告诉三毛他们正在拍一部关于王洛宾的片子，这部片子对于王洛宾的事业相当重要，他们拍这部片子的目的便是要使更多的人知道“王洛宾”这个名字，让王洛宾有他应该得到的一切。
三毛的心一点点地沉下去，肚子里发出一声声冷笑：得到的一切！哈，这一切是什么？不过是多得能埋人的鲜花，响得会震聋耳朵的掌声，撑死人的饭局，累死人的讲演，烦死人的采访，这些，她三毛已经厌倦得不能再厌倦的东西，令她疲累得不能再疲累的东西，竟可笑地成为一个79岁老人追求和经营的事业。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洛宾，他当是从心所欲的年龄，是他没有达到这种人生境界，还是他善良敦厚，不忍拒绝别人对他的请求？
洛宾，你是身不由己，对不对？
三毛抬眼看王洛宾，见他正兴趣盎然地听着导演言词恳切的话。
感觉到三毛在注视自己，王洛宾侧过头去，微笑着问三毛：“你觉得怎么样？”
问句的内容虽然是商量的内容，语气却是盼望的语气，盼望着三毛的答应，而且他的表情分明非常自信，自信三毛一定会答应下来。协助自己拍戏。
三毛机械地点点头，心已经下沉到了谷底，失望，太失望了！
三毛的人生观太矛盾了。对于名利，她也是追求的，渴望的，放不下的，年轻的时候，她也希望自己能出类拔萃、引人注目，正因为希望得太强烈，那份极端的好胜心，使她对数学老师的那次当场羞辱无法忍受，一直耿耿于怀，造成了她背负了一生的暗藏在自信背后的自卑心理，自卑和自信在她的身上是一体的两面，她越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她的自信，就越说明她的自卑。
“天生我材必有用”，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具有价值，生命，便是价值的实现和求证。个体生命的价值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显现出来，再孤绝的生命，其价值都只能在别人的眼中得到求证。
“追名逐利”，不过是将生命价值的求证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话来表述罢了。这个词之所以总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它用了“追”、“逐”二字，在人的眼前制造出一个贪婪的形象。
也有人认为是沾了“名”、“利”二字，因为这两个字总让人联想到庸俗。事实上，“名利”真这样俗吗？当然不俗！如果将“名利”放到广义上去理解，“名利”不过是很原始、很自然的东西，追名逐利便也成了生命的历程的另一种表述。
可惜的是，名利的追求和获得，最终总要与名利的束缚和牵绊重合在一起，成名之后便有盛名之累，而且是名越大，就越累得厉害。于是，逃世，脱俗等麻烦事便来了，苦苦地追求名利之后，一旦拥有，对淡泊名利的追求便又来了。所谓“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
这样的矛盾本是有了社会以来，人类最古老，最长远的矛盾，世上人皆如此，三毛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绝大多数人都能顺应这种矛盾，情绪上不会有太大波动。但对于天生神经敏感，身心成熟阶段又在自闭于社会之外的状态下渡过的三毛来说，这个矛盾便成为无计可消除的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了，这个痛苦伴了她一生。
叔本华有一句名言：“人生，真如一个钟摆！”
三毛的钟摆便在不堪红尘喧嚣，追求片刻安宁的逃世和难耐桃源寂寞，渴望人情温暖这两个极点之间作大幅度的摇摆。
1979年，荷西死后，三毛难忍悲痛，本想自杀，随荷西同去，念及双亲健在，实不忍为。她说：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杯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
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要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
——三毛《不死鸟》。
1980年5月到1981年夏，三毛在荒芜的大加纳利群岛的海边社区隐居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次隐居是一次苦修——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三毛《银湖之滨》
1981年5月，台湾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刘先生给三毛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邀请三毛回台北参加台湾1981年度广播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隐居以前便决心要老死海滩，不回红尘的三毛在电话中一口回绝了，但放下电话后，她的心绪久久平静下来，思凡之心一动，便再也无法苦修下去，于是一个电话拨通家里，听见母亲的声音，便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三毛回到台北，“三毛热”旋即席卷了台湾，三毛被评论界称为台北的“小太阳”，成为少男少女们狂热爱戴的青春偶像。
在红尘中呆久了，三毛又渴望做一个普通人起来。
1987年，台湾当局开禁，准许台湾部分居民回大陆探亲，不愿人家叫她“台湾女作家”，希望人家叫她“中国女作家”的三毛，听到这个消息后，抱住邻居中的一个退伍老兵，又哭又喊：“我们可以回大陆了！我们可以回大陆看祖国了！”
三毛很快就制定好了回大陆的计划。
1989年，她第一次回大陆，回故乡，场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她尽情地哭，尽情地笑，满腔“血浓于水”的故乡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可是悲喜过后，三毛却感到一种乏力的虚脱，和乡亲们在一起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所有的眼泪和欢笑，回想起来竟有些做作得像演戏，亲密的场面很多，深厚的感情内涵却挖掘不出多少。失重感困扰着三毛，同时，她的浓情似火的大陆行在台湾的家人中并没产生太大的反响，这加重了她的难过。
第二次回大陆，她慎重行事，轻易不暴露自己的行踪。对王洛宾的访问给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洛宾的那个孤清冷寂，只有音乐的陪伴，没有世人的打扰的家，产生了一种依恋感，她渴望和那同自己一样，早年丧们的孤单老人同坐在门前看黄昏的晚霞和夕阳。她想，她和王洛宾在一起，便能使王洛宾的家成为他们的温暖宁静的桃源，没有尘世的暄嚣，也没有遗世的寂寞，她的心将安定下来，不再摇摆，不再流浪。
离开新疆后她去了出生地四川。在一次座谈会上，三毛快乐地说：“我一直在等你们同一个你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可你们一直没问，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丈夫去世快11年了，你要不要再组建一个家庭？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这是三毛孀居11年，第一次自己主动提出关于自己再婚的话题。
然后，三毛又自问自答道：“我希望今后能回大陆来，也希望一位先生能让我爱让我敬他首先要能弥补我缺乏大陆生活的空白，用他的人生经验来指导我。”
三毛的这位先生，是不是已经有了实有的人，具体所指是谁，恐怕只有三毛自己和上帝才知道了。
第三次来大陆之前，她同几个好友的谈话，已流露出明显的准备定居大陆的想法。
在同王洛宾的通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