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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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有所瞻顾，不敢悍然径废其名，遂复换面改头，指鹿为马，此其为弊，殆更甚焉。夫作法于真，其敝犹伪；作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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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梁启超文集
伪，敝将若之何？今凡百设施，多属创举，即非夙习，运用倍难，苟诚心以赴，期于必成，使当事者怀靖共毋忝之心，使社会作拭目观成之想，其庶黾勉，日起有功。今也不然。于其本所不欲之事，阴摧坏其实而阳涂饰其名，受其事者曰，此敷衍吾侪耳，吾毋宁以敷衍应之。而自爱之心与践职义务之观念，日趋薄弱。社会亦曰：某项事业，所以敷衍某类人耳，先怀一种轻蔑之心以对此事业；甚者从而掎之，而进行乃益以艰；及其挫跌，则抚掌称快，曰：吾固谓此种制度之不可采，今果如是也。呜呼！凡今之所以应付各种新政者，何一非尔尔耶？则旁观者嚣然以复古为疑，亦何足怪！
以言夫用人耶，鼎革之交，万流杂进，羊胃羊头，见者呃逆，谋澄叙之，宜也。而一矫其弊，遂乃以前清官历为衡才独一之标准。问其故，则曰尊经验也。夫前清官吏中，其洁白干练通达治理者，原大有人在，吾诚不敢挟主奴之见，漫为抵排。虽然，其中大多数，锢蔽龌龊，憸黠偷靡，晚清之败坏，岂不以此辈？革命之局，宁非此辈实助长之？其尤无耻者，则朝失清室之官，暮入同盟之会，极口骂项，胁肩美新，及事势一迁，又反颜下石，第其品质，宜在豺虎不食之班，即予优容，亦惟高阁束之已足。而今皆弹冠联翩，专城相望，且俨然以挽回风习、主持大化自命，为上游所器赏，为社会所欢承，不旋踵而赃证狼籍，对簿跄踉，而败落相寻，继踵犹昔。叩其所谓经验，则期会簿书，钩距掊克，对面盗贼，暮夜苞苴，乃至以财政厅长而不解预算之字义，以兼理司法之知事而不知有新刑律其物。类此笑柄，更仆难罄，犹且能名鹊起，一岁屡迁，俯睨新进，视如无物。呜呼！凡今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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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思潮平议１０４
庸人才之标准，岂不如是耶？则旁观者嚣然以复古为疑，又何足怪！
甚矣国人之善忘也。
《记》有之：不知来，视诸往。“彼晚清以来之陈迹，岂不犹历历在人耳目耶？使其所操术而可以措国家于治安，则清室其至今存矣。二十年前，而所谓旧法者，已失其维持国家之功用，国人不胜其敝，乃骇汗号吁以求更新；今又以不胜新之敝也，乃更思力挽之，以返于二十年前之旧。二十年前所共患苦者，若全然忘却；岂惟忘却，乃更颠倒歆慕，视为盛世郅治而思追攀之。
（此非吾过言，试以一年来所规画之政策，与二十年前政象比较，其刻意追攀之点不知凡几，吾他日更当为文列举评之。）
夫目之于色，有同美焉。
二十年前共指为甚恶者，二十年后忽能变为甚美，此宁非天下大可怪之事！
而或者曰：清之亡，非亡于其恋旧也，而实亡于其鹜新。使清廷非惟新是鹜，而坚持其旧者以相始终，夫安得有今日？
若此论者，微论其言之终不能成理也，借曰事理或然，尤当知清廷之鹜新，本非其所欲也。
非所欲而曷为鹜之？
则以旧制之作用已穷，事势所驱，不得不出于此。
譬诸行旅，所遵之路，荆棘已塞，乃始改从他涂。夫在今日，彼路之荆棘，是否能刈除？能否不为事势所驱，更折而出于骛新之举？终已不能，则将来几经波折之后，卒亦取清廷所回旋之覆辙而次第一一复蹈之，可断言耳。夫清廷曷为以骛新而得亡？正以其本不改新，非徒以大势所迫勉趋于新。虽勉趋于新，而于新之性质、新之价值，实未有所了解，常以恋旧之精神牵制于其间，故新与旧之功用两相消，进退失据，而一败涂地也。今以恋旧责当局，而当局决不肯自仞。虽然，试静气一自勘其心理，其有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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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十年前老辈之心理者几何？凡所设施，又何一非新与旧功用相消者？此复古之疑，所以虽晓辩而终无以自解于天下也。
或曰：病斯有待于药，药求已病而已。复古论虽曰可议，然以药数年来骛新太过之病，安见其不可？应之曰：斯固然也，然在一二年前病象颇剧之时，服之或不失为良药，今则病征已变，犹服之不已，则药反成病矣。大抵一时偶感之病，来势虽勇，而祛除实易；积年蟠结之病，不甚惹警觉，而绵久遂不可复救。夫恋旧者人类之通性也，当其一时受刺激于外，骛新太过，就令任其自然，不加矫正。非久必为惰力性作用所支配，自能返其故态。然此惰力性作用猖獗之后，欲更从而振之，恐非加以雷霆万钧，莫之能致。夫惮于趋新而狃于安旧，圆颅通性，固已有然。况我民族尤以竺旧为特长，而以自大为夙禀，而坐谈礼教，吐弃学艺，又最足以便于空疏涂饰之辈，靡然从风，事有固然。
若详推其利害之所届，则此种方严广漠之门面语，其于矫正末俗，实际上收效能几，殊未敢知；而惰力性或且缘此大增，率国人共堕入于奄奄无生气之境，此则吾所为睊睊而忧者耳。
若夫蓝君所论之诡激，吾既已不惮辞而辟之。要之此两者，皆社会心理之病征而已，而其病则不能相尅而常相生。
蔑古论昌，则复古论必乘之；复古论昌，则蔑古论又必乘之。
以极端遇极端，累反动以反动，则其祸之中于国家社会者遂不可纪极。
孟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
是以君子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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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复辟论３０４
辟 复 辟 论
（１９１６年５月）
余在军中既月余，外事稍梗绝，顾闻诸道路，谓海上一二耆旧，颇有持清帝复辟论者，以为今日安得复有此不详之言，辄付诸一笑。既而谉果有倡之而和之者，于是乎吾不能无言也。
就最浅近最直捷之事理言之：今兹国人所为踔厉奋发，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相争者，岂不曰反对帝制乎哉？反对帝制云者，谓无人焉而可帝，非徒曰义不帝袁而已。若曰中国宜有帝，而所争者乃在帝位之属于谁何，则是承认筹安会发生以后，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前，凡袁世凯所作所为，皆出于谋国之忠，其卓识伟画，乃为举国所莫能及。而杨之F《君宪救国论》，实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然则耆旧诸公，何不以彼时挺身为请愿代表，与彼辈作桴鼓应？至讨论帝位谁属之时，乃异军突起，为故君请命，此岂不堂堂丈夫也哉。
顾乃不然，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望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脰者相续，大憝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宇未复其半，面逍遥河上之耆旧，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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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
夫谓立国之道，凡帝制必安，凡共和必危，无论其持之决不能有故，言之决不能成理也，就让十步、百步，谓此说在学理上有圆满之根据，尤当视民情之所向背如何。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今梦想复辟者，若谓国体无须以民情为基础耶，愚悍至于此极，吾实无理以喻之；若犹承认国体民情当相依为命耶，则其立论之前提，必须先认定恢复帝制为实出于全国之民意。果尔，则今日国人所指斥袁世凯伪造民意之种种罪状，应为架空诬谤，袁固无罪，而讨袁者乃当从反坐。故复辟论非他，质言之，则党袁论而已，附逆论而已。
复辟论者惟一之论据曰：共和国必以武力争总统也，曰：非君主国不能有责任内阁也。此种微言大义，则筹安六君子之领袖杨者，实于半年前发明之。杨之言曰：“非立宪不F F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吾欲问国人，杨“非君主不能F立宪”一语，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然则等而下之，彼拾杨唾余以立论者，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以此种驳论费吾笔F墨，笔墨之冤酷，盖莫甚矣。但既已不能自己于言，则请为斩钉截铁之数语，以普告新旧筹安两派之诸君子。
（复辟派所著论题曰《筹安定策》，故得名之曰“筹安新派”。）曰：国家能否立宪，惟当以两条件为前提：其一问军人能否不干预政治，其二问善良之政党能否成立。
今新旧筹安派之说，皆谓中国若行共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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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复辟论５０４
致常以武力争总统，而责任内阁必不能成立。其前提岂不以今后中国之政治，常为武力所左右，而国会与政府皆不能循正轨以完其责也。如其然也，则易共和而为君主，而国中岂其遂可不设一统兵之人？在共和国体之下，既敢于挟其力以争总统；在君主国体之下，曷为不可挟其力以临内阁？彼固不必争内阁之一席也，实将奴视内阁而颐使之。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其为妇于十数恶姑之间，试问更有何宪法之可言？
是故今后我国军人之态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复次，责任内阁以国会为性命，国会以政党为性命。
政党而腐败耶，乱暴耶，在共和国体之下，其恶影响固直接及于国会，而间接及于内阁，易以君主，结果亦复同一。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等是穷于应付，而又何有宪法之可言？是故今后我国政客之程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反是而军人能戢其野心，政客能轨于正道，在君主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固能成立；在共和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又曷为不能成立？君主国宪法可以为元首无责任之规定，共和国宪法独不可以为同一之规定耶？若谓宪法之规定，不足为保障，则共和宪法固随时可成具文，即君主宪法又安往不为废纸？
信如是也，则我国人惟当俯首贴耳，伫候外国之入而统治，此乃我国民能否建国之问题，而非复国体孰优孰劣之问题矣。
抑吾更有一言：今之倡复辟论者，岂不曰惓怀故主也？
使诚有爱护故主之心，则宜厝之于安，而勿厝之于危。有史以来，帝天下者，凡几姓矣，岂尝见有不覆亡之皇统？辛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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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前清得此下场，亦可谓自古帝王家未有之奇福。今使复辟论若再猖獗，安保移国之大盗不翦除之，以绝人望。又不然者，复辟果见诸事实，吾敢悬眼国门，以睹相续不断之革命。死灰复燃，人将溺之。诸公亦何仇于前清之胤，而必蹙之于无噍类而始为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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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嘉言钞》序７０４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１９１６年）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