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1979-194)-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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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一派是主张保存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国家,指望它奖励资本家,奖励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要学习西方,发展工业,这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外国资本在中国办工厂的还很少,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好时机。在这时期的后半期,私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开始增多,但是这时期的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这就是所谓“洋务运动”。但“洋务”当时所指不只是办工业,而称封建官僚办工业为“洋务运动”也不足以表明其本质)封建官僚主要使用国家拨款作为资金,完全因袭官僚衙门的旧习气、日作风来办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多半连年亏损,有的终于为外国资本侵入或竟受其支配。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吃亏的都是商人,使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封建国家、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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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和垄断,从各个方面起了阻滞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为反对这种控制和垄断,出现了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企业的呼声。戊戌维新运动代表这种呼声,主张国家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和各种实业,奖励民间工艺技术上的发明。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经过1900年的事变后的清朝政府形式上实行了这个主张。这时,外国资本已经深深侵入中国的工矿、交通各部门。国库空虚的清朝政府再无力量投资经营企业,它实行所谓铁路国有,其实是借用外资,把路权让给外国。
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清朝政府为了拉拢上层资产阶级,颁布了奖励私人资本的办法,那就是,对投资办企业的商人,按照投资数量的多寡给以不同的官衔,但实际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是一点也没有的。
指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坚持封建统治制度的政府,认真有效地实行奖励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
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认为只有经过革命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历史背景。这种认识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考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工业化问题,不可不区别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和中国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相联系着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相联系着的工业化道路。
走前一条道路,可以发展一点工业,但绝不能使中国真正工业化,绝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以为有了工业,独立和民主问题自然就能解决,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历史实际证明的是,要有真正的工业化,就必须先解决独立和民主问题,也就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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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说,辛亥革命并没有促成中国工业的发展。这当然是事实。
1912年孙中山在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后的几个月内,在上海、广州等地发表多次演讲。他表示,以后将致力于办实业,而首先是修铁路(10年内修铁路20万里)
,并且认为,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由于实行他的“民生主义”主张,人民将不会受到资本主义的灾害。他说:“中华之弱由于民贫。
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
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他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两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他预言:“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
中国数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
“十年以后,必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唯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
他这时所说的民生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旨仍是“平均地权”
,即土地收归国有。他说:“地权既平,资本家必舍土地投资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将有无穷之希望”。
客观的现实使孙中山不能不迅速放弃这些带有幻想性质的预见,重新投身入并未完成的革命,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和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继续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但他们提出了只有经过革命,才能使中国的实业发展起来这样一个重要思想。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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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完成的。在工业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承、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所设想的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
,不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但是,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造成了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成为现实。
原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10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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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陈独秀1919年1月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反对本志的人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
,破坏旧艺术(中国戏)
,破坏旧宗教(鬼神)
,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361—362页)
在这段话里所说的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究竟是什么含意,虽然还有待说明,但是用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破坏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这的确是五四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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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动的伟大功绩。
在五四运动以前二三十年,有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个“变法”
、“维新”的思潮,这个思潮在1898年达到了最高点。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压迫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极其软弱的力量。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虽然向往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止于主张君主立宪,他们把“民权”解释为“绅权”。他们还抬出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做自己的招牌,提倡孔教,只是给以若干新的解释。他们中的比较急进的分子对于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还没有同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决裂。
戊戌维新运动是个不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影响是很深远的。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人最初是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而接受新思想的。
1911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政治。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明确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实现这个要求。虽然他们并没有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入的批判,但是他们中有些人以鲜明的语言指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传统观念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相联系着的,必须推倒。无论如何,两千多年来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君主制度是站不住了,附着于君主制度的种种传统观念也不能不发生动摇。就思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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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来说,辛亥革命是又一次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它还是不彻底的。
辛亥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民国的招牌是挂起来了,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但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它作为近代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不能埋没的。
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几年间进行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而其反封建的彻底性远远地超过了它们。
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封建买办统治势力提倡尊孔读经,用封建的旧礼教来束缚青年的头脑,禁锢人民的精神,维护反动的政治,阻挠中国的进步。那时——如同鲁迅先生后来所说的——“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鲁迅全集》第6卷,55页)。针对着这种反动潮流,《新青年》和其他一些刊物进行了猛烈的斗争。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者。他虽然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也还基本上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他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终于脱离共产党,走到了反革命的方面。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是当时先进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在1915年的文章中已毫不含糊地写道:“忠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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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奴隶之道德也。“(《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3页)1917年有个读者提出”能否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的问题,陈独秀答复说: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三,52页)
同旧道德家的说法相反,陈独秀以为,在封建礼教的权威动摇的情况下,“世风”
、“人心”并不是更坏一些,而是有了进步。他抨击传统的封建礼教是一种奴隶道德,这是五四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文化的人们一致的看法,这是击中要害的看法。
既然要推翻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也就必然要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