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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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
，至今还能“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起作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４３卷，２５、２６页）。我们也应该这样来估价五四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的著作。
１９７９年４月原载《哲学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６期，６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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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和反封建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向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勇敢的冲击。
“五四”
先驱者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是否做得过火呢？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只是形式上有了总统和议会，国家的混乱、落后，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暗依然如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连“民国”的招牌也有被掀倒的危险。
“孔道会”
、“孔教会”
、“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在军阀统治者的支持下，提倡以“孔教”为“国教”
，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利用人们对民国成立以后的局势的失望情绪，要人们相信，中国得救，只能靠加强封建礼教的权威。这是为帝制复辟制造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封建势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形势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当时的反孔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礼教、生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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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这些是和建设现代的新国家不相容的。所以陈独秀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第二，两千年来，孔子被尊为圣人。人们只能以孔子（或者后世对孔子的“权威”解释）之是非为是非，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罪人。打破这种偶像，使人们能够独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这也是它所主张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先驱者的确有些过火的言论。例如，有人把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东西都视同敝屣，有人把中医、中药视为占卦卜课一类的东西，有人甚至主张废止汉语汉文。毛泽东在赞扬“五四”反封建的业绩的同时，指出当时思想上有形式主义的错误，即认为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那些过火的言论是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关的，后人应当引以为鉴。
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新青年》杂志即使在得到一些刊物的响应时，仍然只能说是孤军奋斗。为了冲开铺天盖地的黑暗罗网，这些先驱者不能不有最勇猛的决心。矫枉过正，曾经是近代一些思想先驱者认为可以采取的斗争策略。历史地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梁启超早在１９０２年向报刊言论界提出“敬告”说：“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
他的想法是，要用比实际主张更进两级的言论来警醒读者。所以他接着说：“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国民所实行者不在彼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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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焉。其究也不过令后之人笑我为无识，訾我为偏激而已。“
见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敬告我同业诸君》）
文化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申讨封建旧文化时，着重注意的是时代性。他们所向往的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是以西方国家为范本的。他们主张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并且输入“西洋式之新信仰、新思想”。所谓西洋式，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代名词。
因为他们把时代性的要求表现为西化，并且在反对封建传统的时候，有上述的片面性，他们的确较少注意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但是，五四时期某些甚至可以加上民族虚无主义帽子的过火言论，当时并不起实际作用。例如中医、中药并不因此而被破坏。真正起的作用是打破了封建传统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这当然是伟大的功绩。
《新青年》的作者们大都是对“旧学”
有很深造诣的人，他们短兵相接或者大刀阔斧地向封建旧文化进攻，反戈一击，常常深中要害。他们不可能在这样仓促的激烈的斗争中（只有二三年）
，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细致的分析研究。
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当时的反对者认为，白话文一旦流行，中国古文化将全部沦丧。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五四”
以后，很明显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古代史到民俗学的研究，展示了新的面貌。研究领域大为扩展，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远非前人所能企及。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五四时期对旧文化的冲击和由此而引起的思想解放，是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发展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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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五四”斩断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进程，是不合乎事实的。
过火的反面是不彻底。如果认为“五四”反封建并不彻底，不完全没有理由。
五四时期的确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任务。中国封建主义有悠久的历史。
１９世纪后半期，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后，外国帝国主义在破坏中国的主权、掠夺中国的同时，维护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半封建的统治势力和社会制度。中国的反封建斗争处于更复杂的局势中。这个斗争不可能不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的长期的艰难的斗争。五四运动当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彻底完成这个斗争任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为，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已经由辛亥革命完成了。其所以不见功效，形势越来越糟，是由于还缺少一个文化革命。因此，只要在思想、文化、道德领域内，用民主主义摧毁封建主义，就能达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的目的。
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事实上，在新国家、新社会没有建立的时候，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新国家、新社会不可能因这些胜利而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仍应该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中国近代反封建斗争并不始于“五四”。
“五四”时的人们所进行的思想斗争，远比戊戌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旗帜鲜明，丰富多采，理直气壮。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使用的武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因这点而指摘他们不彻底。他们使用他们所能使用的思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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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捍卫辛亥革命的果实，使青年和知识界（当然不是全部）
冲破封建主义的天罗地网，而得到巨大的思想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启迪了五四爱国运动。从青年学生发动，工人、商人和市民群众广泛参加的这次爱国运动，虽然以有限的胜利而结束，但它使新文化运动更广泛地展开，而且呈现了新的面貌。它成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入新的阶段的关键。各种西方思想的输入，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成长，教育与科学在艰难中得到新的活力，人们用新的眼光省察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莫不受赐于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组成中国共产党，开始展开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五四运动结出的重大果实。
从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开始的五四运动，终于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至少在开始时所不能料到的，而且还被后来有些人认为是一个错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在１９５９年口述的自传中说：“在１９１９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引自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的自传》第九章）。
但是在１９４７年，胡适有过与此不同的说法。据记录，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思想文化运动变为政治的，变质了，这不能说是一个错误，而应认为是历史的趋势”
（见１９４７年的《学风》杂志上《胡适先生五四谈》）。
我大体上赞同胡适在１９４７年的说法。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封闭的、停滞的。但近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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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却是在剧烈的迅速的变动中，这是由于世界潮流的激荡，更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危局。
《新青年》杂志开始时宣布自己不谈政治，但它在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其实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陈独秀在１９１６年１１月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这时，他已经把救亡作为文化战线上斗争的目的。
客观事实迫使人们（至少是先进的人们）
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欲图根本之救亡”
，逃避不了，而且不能不从事直接的政治斗争。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斗争，并不是受到“干扰”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四运动３０年后，新民主义革命在中国大地上胜利。
历史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谁也不能按照另外的逻辑来排演。
这里要讨论的是反封建的斗争是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
二
孙中山曾热烈地表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赞赏。他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因而结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在１９２７年与共产党分裂，取得全国政权后，就其主要的领导层而言，是反对五四运动的。
正如胡适在１９４７年说：“五四这些年已不时髦，在国定教科书内已然没有了的”
（见同上）。国民党统治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国民党政权和北洋军阀统治政权一样，维护封建的土地制度，以地主豪绅为其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在文化教育上也仍然主张“尊孔读经”
，“恢复中国固有道德”
，即封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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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伦理。不过这时要贯彻执行这种主张，比“五四”前难得多了。在国民党统治者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时，他们仍然拒绝任何民主建议，所提倡的还是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法西斯主义。所谓“力行哲学”
，是公然主张绝灭思考，提倡迷信和盲目服从。既然他们实行和宣扬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当然反对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继承五四时期反封建传统的，大体说来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