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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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按照它的反动方针把抗日战争引导到绝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战到底。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已过去六年多了。六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了许多新经验，使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给人以很多启示。我们在１９５６年刚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但没有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才刚刚起步。
当然，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
那时，毛泽东也常和别人说中国“一穷二白”
，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困难；但因为中国的这种状况同时又往往有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会更容易些、更快一些这样的想法。产生这种想法，看来是和错误地估计国家政权的作用，错误地运用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经验有关系。以为靠国家政权的行政手段，靠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干。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这种错误的危害性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１９５７年以后的许多“左”的错误，都使我们看到，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最一般的公式出发，是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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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
１９５８年提出“全民大炼钢铁”
，钢产量要一年翻一番，从前一年的５３５万吨变到“１０７０万吨钢”。
这好像是注意发展生产力，但结果完全失败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能起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办事，准备各种条件，使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从社会原有的水平逐步地前进。以为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就能一步登天，当然只是一种空想。再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它的发展水平不能不受到现有生产力的限制。脱离实际，按抽象的标准或主观愿望，一味追求“先进”
，那就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适得其反。
大办人民公社，一切行业国有化，由国家经营，这些做法在当时认为很好。既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公得越大越好，越纯越好，但实际经验证明并不是这样。为什么生产关系“很好”
，生产力还发展不起来呢？于是用这种抽象地追求“纯粹”的标准去看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就“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者本意来说，好像是为了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最完美的社会主义，但结果走向反面，反而搞乱了社会主义，给那些争权夺利的野心家造成了机会。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值得研究，值得记取。
再来说说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派斗争中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说法同历史决议完全不一样。历史决议讲，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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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究竟历史决议说得对不对？这是值得收集当时的材料，认真地研究一下的。
据我回忆，像历史决议所说的真正右派分子的言论那时确是有的，但也确是极少数。那么，“严重地扩大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１９５７年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就认识清楚了。既然发动大家讨论，给党提意见，当然就议论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当时有“左”的，也有偏右一点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观察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党的缺点时表现出这种影响，也是不奇怪的。他们一般并不是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倒是关心国家前途，肯动脑子的人。
认识上的偏差，本来应该通过讨论、通过实践来逐渐解决，而不应该一棍子打下去，当成敌我矛盾。何况有些当时被看作是偏差的，并不一定完全错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开始建立时，不承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从纯而又纯的主观要求出发，把在当时水平下认识的偏差说成敌人，结果是狠狠地打击了肯想问题、敢提意见的人。这样的扩大化留下了很沉痛的教训。还有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性的主张，不过是对某个党支部书记不满意，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不满，提了些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当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从这种扩大化中也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总之，从吸取教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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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
，应当全盘否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成就，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也是构成“文化大革命”
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分。
我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当然要谈到毛泽东的错误，要谈到两个反革命集团，但也必须说到党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的发展。既要谈到周恩来怎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保护了许多干部，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并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要说到被诬为“二月逆流”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进行的斗争，说到邓小平１９７５年进行的整顿，等等。我们还要看到当时许多被“审查”
、“监护”
、“流放”的干部和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在身心备受迫害的境遇下，保持了对党、对国家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青年和其他群众，包括开始时被“左”的口号迷惑的人，逐渐通过实践辨明是非，以各种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这些都应该是构成“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一部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总的逆流中，这种健康力量能保持和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这种健康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转变为新的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封建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后，封建地主阶级、贵族阶级失去了原有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腔调攻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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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制度，装作不是为了封建主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声讨资产阶级。所谓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主义。
我们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各种遗毒，“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中也包含着封建主义的遗毒，这都是事实。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更使人感到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时代的这个历史特点。因此，党的许多文件，包括历史决议都特别提到，要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得更明确。
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当然，这些都不是说，１９５６年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们可以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要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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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这就是说，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切失误，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封建主义。当然，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在一起，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更是完全错误的。提出所谓封建社会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想说，我们只能反对封建主义，不能反对资本主义。因为现在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那当然要欢迎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要”全盘西化“。有的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要欢迎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又说：”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
这都是切合实际的分析。所以，邓小平说：“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兴无灭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