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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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资本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兴无灭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全部排除。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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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化。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商品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还有许多有效的生产组织方法、管理方法。所有这些固然带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烙印，但它们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的。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身的旧社会不能继承到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我们敢于向资本主义学习。我们所学的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必须批判和排斥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丑恶的东西。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要进行分析，同样，对于封建社会产生的一切也要进行分析。
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两千多年。我们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对社会主义的不利影响。但如果把整个封建时代所产生的一切东西统统说成是封建主义的，都抛弃掉，那我们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存，几千年连绵不断地发展下来，总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民族虚无主义不行。所以要把民族遗产中的民主精华同封建糟粕区别开来。
从这点上说，“全盘西化”论也是错误的。
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但又要善于接受民族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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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这也是在反封建主义时必须注意到的。
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０日在全国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１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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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
最近邓小平同志讲，这几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工作没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而且能够起很重要的作用。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 中国革命史教学与中共党史研究
大专院校过去是讲中共党史，现在一般改为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者要考虑怎样帮助大专院校把中国革命史教好。中国革命史的范围要比党史广。注意整个革命史的问题，对党史研究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简单讲三点：第一，我们研究党史，把党成立以前的历史研究一下，多讲一点，确有好处。党不是凭空成立起来的，是在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社会主义的理想，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不是偶然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讲一下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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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划分为阶级并有阶级斗争是客观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在还没有传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会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如果注意辛亥革命以前的一些言论，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当时已有许多人注意到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梁启超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他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三等。
同盟会的一些人在主张革命的言论中，也讨论到革命要由“中等社会”主持，要运用“下等社会”的力量，等等。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作出一种阶级分析，但这种分析还很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本来模糊不清的概念明确了。
在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中原来已经存在许多萌芽的东西，虽然是实际的反映，却还说得不清楚，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外面来的东西，它能够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发展，是因为它符合于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要求。
第二，讲革命史，要多讲一点革命的背景，否则革命就无法解释。革命不是主观制造出来的，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说经济没有什么变化，但到底情况怎样？经济、政治等情况到底怎样？民国初年是怎么个情况？当时的议会是怎么回事？袁世凯的统治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问题不说清楚，就无法理解共产党何以产生，也说明不了为什么会有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讲中国革命史多讲一点背景情况，是有好处的。
第三，讲中国革命，要多讲一点党外的群众，也要多讲一点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给予我们的帮助。
我们党在中国不是孤军奋斗的。
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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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一支很小的游击部队，仍得到国民党第１６军军长范石生的帮助，这不单纯是出于个人友谊。
共产党人所提出的革命目标，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但得到一般穷苦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一些上层分子的同情。就是在３０年代初期党犯“左”倾错误，对中间派采取错误态度，不搞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有许多党外分子同情我们，帮助我们。比如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她一直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给共产党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
再如蔡元培，虽然在２０年代一度参加反共，但３０年代有所转变，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和宋庆龄合作。至于更多的民主人士，像陶行知、邹韬奋等等，本来是不主张革命的，但通过实际，渐渐地接近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主义者。有的北京教授一二九运动时还是反对共产党的，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开始跟共产党做朋友。这些事实往往我们不去注意，不大重视。毛泽东早已指出革命的三大法宝，有一个法宝就是革命的统一战线。搞统一战线是有客观的社会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存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派系。不能简单地说当时只有两个对立面，一方是共产党代表的革命人民群众，另一方是反动势力。
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势力。
这个中间势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发展中逐渐靠拢到我们这方面来。要知道，在那时靠拢和接近共产党，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情，还有被杀头的危险，事实上也确有被杀害的，如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等等。
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的精英分子，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同情共产党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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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地位，前途怎么样也并不是那么明朗的，他们靠拢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又为什么呢？这些历史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中国革命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党史工作者打开眼界，看得更广一点，是能更好地说明许多问题的。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了，它成为早已过去的历史。
但我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积累的经验，确实是很重要的财富，需要我们科学地研究总结，并且正确地运用这些经验。
例如，党必须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但是，像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地“大搞群众运动”
，却不一定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８年搞大炼钢铁这类事情，是愚蠢的，那样运用过去的经验不行。
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革命时期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毛泽东的话讲，不破不立。那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否则就不能建立新中国。但不能把这个经验也沿用下来，说我们要前进就要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要求大乱中出大治，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人民遭殃。这就是完全错误地运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经验造成的恶果。当然，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根本否定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那是错误的；如果因为现在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以为现在已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那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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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在过去看来是行不通的，但在今天则是必须去做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批评改良主义，批评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因为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打倒，就谈不上发展教育，发展工业。但现在不同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是对的。不发展工业，不发展教育，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民主革命时期确实留下了许多好的经验，应该保持住。
比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绝对不能丢掉的。当然，三大作风今天也应有新的内容，适应新的情况。我们在革命中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互助的品德，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而绝不是像有人说的这些都过时了。
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发展个性，公开地讲个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在那时提出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针对的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封建的旧礼教，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社会关系，封建的各种思想观念，这些东西束缚着青年，青年要求解放。个性解放当时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因而有历史的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讲过，要从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下发扬个性。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也就是把被这种压迫所束缚的个性解放出来。那时多少青年参加革命，多少知识青年涌向延安，他们多半是冲破了家庭和社会对个性的种种束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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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最受封建主义束缚的，经济上受压迫，思想精神上受束缚。农民起来在共产党的先进思想领导下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千百万农民的个性解放。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束缚，起来革命，这都是个性解放。不过个性解放不是与个人主义，而是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性从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