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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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理性与自由》是１９４６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评论集。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现在这本文集中的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中了。但是，这一辑比那一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多得多。刚才提到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没有收入《理性与自由》这本集子中。
“思想文化评论”
这一辑，也许可以说是我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
，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
记得在１０年前，我在美国遇到一位从台湾出来的学者，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我说，他对于我评论钱穆的文章很感兴趣，曾经在台湾复制了这篇文章，并在朋友间传阅。最近有个朋友看了我的文集的第一辑以后，表示欣赏这些文章，并且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高声”
加以赞许。
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批评文章不是靠放大嗓门、虚张声势来压倒人。这些文章难免有缺点，有失误之处，但如果在写法上还有点可取之处，恐怕超不过这位朋友的说法。
问：您刚才说，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是这本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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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９４６
主要部分，但我们对第二辑“史事评论”和其他两辑的文章也很感兴趣。
我想问您，为什么在第三辑“时事政治评论”
中只收了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的文章？是不是在这以前您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答：在１９４６年以前，我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不少有关时事政治评论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比较零碎，我觉得已经没有保留的价值，不会引起现在读者的兴趣了。但我对１９４６年以后写的这些评论文章有点偏爱。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震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内战。我们党先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然后由于客观局势的发展，转入团结全国人民用革命战争来把旧中国改造成新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又有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包括柯灵、唐彛鞅嗟摹吨鼙ā罚硇鹇住⒅Ｕ耦熘鞅嗟摹睹裰鳌罚桎缺嗉摹段妮汀罚枰倚次恼隆：罄吹搅讼愀郏灿小度褐凇吩又竞推渌恍┰又拘枰倚次恼隆Ｒ虼耍以谡飧鍪逼冢叫馗攀笔频谋浠戳艘幌盗械奈恼隆Ｋ淙痪窒抻诘笔钡募牛材衙庥胁蛔阒Γ庑┪恼录谝黄穑残砟苋萌吮冉舷低车乜吹侥歉鍪逼诘恼涡问频姆⒄埂Ｒ蛭庑┢缆畚恼麓猩砝渚车娜说母星椋⑶疑婕耙恍┥南附冢揖醯孟衷诘亩琳呖凑庑┪恼拢赡鼙瓤词潞蠖哉飧鍪逼诘穆凼龈幸恢智浊懈小Ｋ哉獗疚募凇笆笔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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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６胡绳文集
评论“这一辑中，特别收集了这３年的文章。
问：那么，您能不能再谈谈您文集中的最后一辑“杂文”？按篇数说，这一辑的文章最多。
答：这一辑的篇数确实最多。但是，按篇幅说，却不是最多的一辑。因为这里面大多数都是很短的文章。我在这本文集的序言里说，这一辑中的文章有一些可以说属于文学界赋予特定含义的杂文，例如这一辑的第一篇《报复》。其他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属于随笔、杂感、短小的散文、短小的论文等。这一辑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有对当时国内政治社会现象的评论，也有涉及国际政治的评论和涉及文化文艺问题的评论。甚至我还写了篇对于电影大师卓别林的评论，这样的题目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涉及过的。我之所以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苦难，并且进行着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是对于光明的明天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问：最后我还想请教胡老一个超出您的文集范围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文化界、著作界里，３０岁以前已有著作问世，编成文集的有没有先例呢？
答：这样的先例很多。试举文学界最突出的例子：郭沫若在３０岁前出版诗集《女神》，曹禺在２４岁发表《雷雨》，他们的这些作品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我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出版文集，据我现在想到的，梁漱溟曾印过《漱溟卅前文录》。近代中国的学者，年轻时著作丰富，且有巨大影响的，我想应该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生于１８７３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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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戊戌变法时只２５岁，那时他已经发表不少引起世人注意的文章。从《饮冰室合集》可以看到，他在３０岁以前所写的专著和论文，方面之广，数量之多是惊人的。他的青年时期的论文当时已编辑出版，广为流传，而且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从这方面说，在近代著作界中，恐怕是没有人能比得上梁启超的。
这篇访谈录由姜千里同志记录整理。原载《读书》１９１年第９期，９月１０日出版。
《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由重庆出版社于１９０年７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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