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 -海岩 著-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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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想起浅治先生。想起二勇和老程；想起青年餐厅的年轻同事们。想起他们，我能看到世间的光明，也能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他们毕竟是外人，再好，也没法填满我灵魂中的全部空白。
于是我又想起我的儿子、孙子，又想起父子重逢、祖孙厮认的一幕。我得承认，半生漂泊在外，暮年归于故里，已算得上人生极乐。回想起来，初初回来那几天，我的确是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谁料那竟是短命的焰花，只有瞬间灿烂。在台湾，至爱亲朋间露骨的势利之交，司空见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唯决于金钱。
作为过身之人，我也生了几十年旁观的感叹，谁想到如今会轮到自己？小成死了，媳妇也死了，果真是菩萨示罚吗？何以还要殃及无辜孙辈，还要再陷我这垂垂老者于寂寞的大不幸中？菩萨慧眼，何以如此粗枝大叶？
在医院的两个月里，常有人来看我，从区政府领导到左右邻居，络绎不断，但我仍然能时时体味到那种针刺般的孤单感，似乎痛彻了我的整个身心。人们来看我，异口同声地祝愿着我能早日康复出院，可谁也没有说，我出了院上哪儿去！
那天二再来了。
因为太阳好，同室的病友都到花园里散步去了，屋里就剩下我和他。他坐在我床前的矮凳上，两条长腿很委屈地弓着，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兴致勃勃地同我说话。他说到他的鸽子，又要去参加大队远征了，词色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自信；还说到他们派出所在全局户籍管理“四知道”评比中得了头奖，还在分局的乒乓球比赛中拖了银杯，等等，等等。他说可惜公安局没有足球队，否则他一定会是名出色的“局脚”。说到足球，他又显得有点沮丧，因为昨晚上中国队输给伊朗队的一场球赛，气得他差点没把电视机给砸了，“中国队窝里横，一出去全都废物了。”他的口气中带着近乎偏激的愤怒。
我望着他手上的苹果那苹果削得干整齐我望着他那认真的神态，我不知怎么搞的，眼泪忽地就滚下来了，不顾一切拉住他的手！
“孩子，孩子！你让我和你一起过吧，你知道我是个没家的老人吧！”
那一刻我仿佛才看清我自己，已经再也不是个刚强男子了，我真的再也耐不住无边的寂寞，人老了就无耐性，也最怕孤单！
二勇呆了，拿着削好的苹果，不知所措。护士闻声进来，大惊小怪地以为出了什么事。二勇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走的时候既尴尬又臭名其妙，因为护士很严厉地训斥了他，她断定二勇一定说了什么伤我心的话。
我这是怎么了？我把二勇当做小成了，当做我六岁的小成了。我看到他心里就不能平静，也知道全是胡想。
从那天起我真的常常陷在某种难权官制的幼稚境地，分不清哪个是二勇，哪个是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我理想中的儿子，有时是两个人，有时又是一个。
我这是疯了吧？
有一天我搞不清是真疯了还是有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因为我突然生了一个妄想，又仿佛是一个深思熟虑已久的念头——为什么我就不能索性认他做个儿子，或者做个孙子！
我急不可耐地叫护士帮我买了纸笔，写了一封信，不是给二勇，而是给老程。
我本想把我的一生都写出来，把几十年的那点可怜不足道的拳拳之心都一泻无余地倾倒出来，但我没有，只是非常简短也非常郑重地，把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或许也是在不知觉中酝酿了的念头告诉她。
信寄出去了，我彻夜不眠，囚犯似的等着宣判。
星期一，是医院探视的时间，可老程没来。
星期三，又是探视时间，她还是没来。
星期五，没来。
星期天。她来了。
病房里人多，她和我寒喧，闲扯，却闭口不提那封信。到了晚上快六点了，来看我的人一拨一拨都走了，她才坐下来。
“您那封信，呕，我同二勇说了。”
“哦，”我点一下头，想尽量做得轻松。
“您喜欢他，想认个干亲，是好事。可要和他一起生活，他一时可就做不了主了＿这不是一声干爹干爷爷就能算完的事，将来您的生老病死，他得负责任。这么大的事，也得征求他父母同意啊，二勇是个孝顺孩子。”
这话，当然是没错的，甚至也没流露出一点可否的倾向来，可我却如同被判了死刑似的，知道这事是不行了。我的盼望，不过自作多情罢了。
老程自然要往宽处开导：“其实咱们区里养老院的条件很不错，国家对孤寡老人是很关心的，您完全可以”
“不，我不去养老院。”
我没有老。我还有事情于，我是青年餐厅的顾问。我明白国一家对我不错，就更得尽一番绵薄之力，以为报效。我不去养老院！
老程走了，一连几天我心里又委屈又烦躁，我的生老病死，我管巴会负高不打算拖累任何人，如果仅仅需要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服侍晚年的话，那不如请个保姆好了。我独身生活了几十年，温饱自理，没什么难处，我只是想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也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
有时候，你真会觉得活着比死更费劲儿。可假使我去死，那必定会给那些对我好的人带来麻烦，那么还是活着吧。也为那青年餐厅活着吧。
老程又来看过我两次，谈我的病，谈青年餐厅，谈北京的天气，以及风花雪月之类，不知有意无意，我们象约好了似的，闭口不谈二勇。
敏芳。对你的上帝、你也许至今仍能献上最虔诚的灵魂可我不知道，一个终生为造化所忌的人，是否还愿意永远抱着那全无应验的信条不放。如果真是“心诚则灵”，那早该灵了。可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菩萨啊，一辈子就没给我好脸色！
九九八十一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千辛万苦地跑回来，没有错，不后悔，可谁想得到会有那么一场无妄之灾？要恨，只能恨我的命吧，这个倒霉的命！
所以难怪，在福星降临的前一分钟，我也想不到还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就仿佛是吮地一声，我的生活，我的余年，就在一个猛然的转折中决定下来了。大前天傍晚，老程又来了，带着一脸不同寻常的兴奋，她几乎是一进门就对我笑道：
“老先生好点吗？您的孙子叫我来看看您。”
这竟是真的，二勇的父母回信了，同意他认我这个爷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其父必有其子，反之亦然。养育二勇的父母啊，我这孤苦零丁的老头子没什么好说的了！
“您以后怎么过呢？叫他到您家来，还是您搬到他那儿去？”老程问。
“都行，孩子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程作主，“依我看，不如您搬过去。”
“行”
我又想起那个测字先生的话了：迁，主遇难呈祥。
“老先生，我还有句话，先搁出来，当不当您自己斟酌：您的东西，钱，还是您一个人的，别往二勇那儿拿。”
“怎么？”
“我也要替二勇先想一步。不用瞒您，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好人难当，总短不了那么几个长舌头，备不住满世界传风播雨，说二勇为财认亲，是想图便宜，孩子脸皮薄，别委屈了他。”
“行。”这事我当然胸有成竹，“你们放心，我自会处置。”
“那行了。”老程笑笑：“你们爷俩的家务事，我清官不断，回头您出院，我叫您孙子来接您。”停一下她又压低了声音说：“我得祝贺您，贺您有眼力，跟这孩子过，保险没错！”
我要出院！
就在今天下午，我把出院的手续都办齐了，正在要走没走的．当口上，青年餐厅的同事们来看我，大姑娘小伙子闹喳喳地挤满了一病房。
“今天不探视，你们怎么进来的？”我问。
“我们从太平间溜进来的。”小伙子们拍着胸脯，“没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就算接您出院吧。”大姑娘们调皮地咯咯笑，“我们掐算着您准住腻味了。”
我说：“我有人接风”
删I说：“是二勇吧？这小子，还在大门口傻等呢，叫他跟我们进来他不敢。”
“他比你们守规矩。”
“哪儿啊，您不知道，过去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儿，调皮得出花儿，穿了两年‘官儿眼’，变老实了。”
护土终于发现这些“非法越境者”，板着面孔来轰，他们满不在乎地打着哈哈：“就走就走，但愿永远不来这地方。”
大家争先恐后替我拿上东西，前呼后拥，旁若无人地把我搀出病房。我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恍然满头乌发又少年了。
我爱这些年轻人，也爱他们不，我们的餐厅，我曾经为此坚定了活的信＄然而；信念固然高林也固然可以》我带来一安慰和自豪，可却不能弥补我心头那凄凉的空白。人，只有当他感到幸福生活也是属于自己的时候，才会真的迷恋人生！
出了住院楼的大门，高高的台阶直通下去，连接着一片开阔的平地，我的胸襟也豁然开朗起来，不知怎么就激动得浑身发热。敏芳，你也跟我来吧，就在医院那白色的栏杆外，二勇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民警服正在等着我们呢！我流泪了？为什么看不清他那高高昂起的大盖帽上的警徽？可那原航而斑斓的颜色却分明打动了我，还有那身厚厚的棉警服，臃肿得可爱。二勇看见我。了，使劲向我挥了一下胳膊。
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串嘟嘟的哨声从高远的蓝天飘过，活泼、悠扬，也安详。那是一群鸽子，象点点灰机，游洒地在恬淡的白云下盘旋而去，我心头忽然发抖，两腿一软，不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痛哭失声！
啊——，我的孩子，我的故乡！
谁之罪
——评海岩的《死于青春》
刘锡诚
青年作家海岩的中篇小说《死于青春》讲述了一个年仅十九岁的警察的悲壮的故事。当我读着这部九万多字的作品时，我的情绪随着主人公陆小祥的命运的沉浮，重重地被一种早已消逝的对政治生活的提心吊胆的恐惧感所笼罩。惨绝人衰的唐山大地震，劳改农场监改干部中的复杂斗争，使那些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孔不入的左的人物和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和左的做法更显出狰狞的面目。一个纯厚正直、执拗的追求真理、本该得到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幸福与爱情的青年警察，他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纯厚的、仁爱的关系中所作的一切努力，所做的一切有益的事情，都成了把他关押起来的罪证，最终死于他的至亲好友刘成德的枪弹之下。读完陆小祥的故事之后，人们能不义愤填膺，仰天长叹：谁之罪？
我没有全部读过作者的小说，只读完了《啄木鸟》编辑部向我提供的〈我不是一个好警察》、《我的孩子，我的故乡》和上面所说的《死于青春》三部。从我所读过的这三部小说中，我以为《死于青春》写得最为深刻，最为成熟，也最耐咀嚼。
其所以深刻，是因为作者不仅写出了青年主人公陆小祥的富于个性的性格和哀婉动人的故事，而且从他的短促而不凡的生活史这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错综复杂的人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