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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砹繁挛瘛Ａ繁怯朊魍醭诙庇肼蘧咏徽降牟野芟喙氐摹Ｍ蚶氖吣辏�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其族属反抗明朝统治，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之后，明朝与努尔哈赤的军队在萨尔浒激战，而以明军溃败而终。这一战充分暴露了明朝军队的无能。于是，徐光启练兵的议论就出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二十日，时为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简讨的徐光启向皇帝上了《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的奏疏。所谓“凶酋”，自然是对努尔哈赤的蔑称。在疏中，徐光启指出明军“兵杂而不精、技疏而不练、甲胄苦恶、器械朽钝、节制不谙、分合无权”的弊端，又说，像杜松这样的总兵官都因为没有像样的盔甲而被箭射破了头，士兵还谈什么盔甲呢？徐光启的建议是，应当赶紧训练一支能作战的新兵。当然，反对的人要说，敌人都已经快要将辽东半岛全部占领了，还来得及练兵么？对此，徐光启的回答是：“正惟无暇，方宜亟图。”意思是说，正因为来不及训练新兵，才得更要抓紧时间去做训练新兵这件事。这可见徐光启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提出选练新兵的方法：在每府每县征召“奇杰之士”，给予丰厚的饷粮，让良将来统率他们，日夜练习，再补充最好的军器和盔甲，教给他们进退攻防的战术，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一支每个人都可以以一当十的精军，而不是一支一击即溃的乌合之众。徐光启说，训练新兵要贵精不贵多，否则不过是让更多的士兵白白送死。训练的方法，应当比满洲的军队更好，才能完成退敌的任务。最后，徐光启对皇帝说：“如果我的议论完全得以付诸实施，而却不能奏效，我愿意承担夸夸其谈而误事之罪。”这番话等于是向皇帝立下了军令状。在明代，武官是相对的受到歧视的。士大夫们一般乐于夸夸其谈而不愿办事，尤其不敢筹划军国大事。因此，徐光启的举止说明了他有着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勇于任事的气魄。结果，万历皇帝也被徐光启的勇气所打动，“壮其行”。然后，万历皇帝提拔徐光启为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让他负责在北京东面的通州练兵。但是，徐光启的练兵方法实际上并未能完全实行。例如，他要求的装备就迟迟无法得到。最后，在他多次请求之后，才拔给了他一些民兵和一些军器。由于得不到朝廷的充分支持，通州练兵的效果并不明显。次年，万历皇帝及其儿子朱常洛在一个月左右间相继去世，熹宗即位。新帝登基，一切自然要改弦易张了。于是，通州练兵就不了了之。徐光启也在不久之后以病请辞，回到了家乡上海。
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王朝在东北的战场上再次被满清的军队击败，丢了辽阳。这一次，朝廷中有要求重新起用徐光启的呼声。于是，徐光启被重新召用，来到了北京。但是，这一次徐光启回到北京，却是带着新的官衔回来的。朝廷在他尚在家中的时候，就授予他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因此，虽然他也再次提了练兵的建议，但他毕竟还有职责所在的事要做。不久，魏忠贤专权。徐光启遂在天启三年（1624年）又回到上海，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官复原职再来北京。礼部右侍郎虽然品秩不低，但是上面还有礼部尚书，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权。但是次年徐光启升为礼部左侍郎，回部管事，负责起礼部事务的实际行政工作。在明朝，礼部职掌乃“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古代的礼仪无一不是要择日行礼的。这便关系到历法的准确与否了。因此，礼部也不得不关心。在此前的两百多年中，明王朝一直是沿用着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只是改了一个名字，叫作《大统历》，以示区别。然而，从明代中期成化年间（1471—1487年）以来，《大统历》因历时较久，又没有经过什么修改，误差渐渐就多起来了，“交食往往不验”。也就是说，按历法推算出来的日期更替和日月食都和实际情形无法合拍。因此，请求朝廷修改历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徐光启的朋友李之藻，也是积极要求改历的一个。一六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日食。钦天监推算刻数不对。徐光启上了一疏，即《礼部为日食刻数不对请敕部修改疏》。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产生了修改历法的念头，并让礼部负责实施。
修改历法，自然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七月十一日，徐光启为修历上疏，请选派人员、准备钱粮、设定考核之法。当人员到齐之后，自然就要有工作的办公室了。就像现代社会的项目组或者指挥部一样，当时为修历成立了历局。历局是临时抽调人员成立的，那么办公的地点也得临时寻找。为了省钱，徐光启请求以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作为历局。首善书院是天启初由十三道监察御史凑钱建成的。当时建立首善书院，是为了当时任都察院都御史和副都御史的邹元标、冯从吾讲学。书院在建成后不久，随着邹元标和冯从吾相继辞职归乡，首善书院就变成一处空闲的场所。数年以后，徐光启要修历了，就想到了首善书院。徐光启为什么首先就想到了首善书院？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许，徐光启是从他的朋友李之藻那里获知首善书院的闲置的。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曾经参加过在首善书院举行的讲会。还有一种可能，徐光启将历局设置在原首善书院中，是为了与天主教南堂为近邻。在徐光启的历局中，除后来补入的李之藻外，继徐光启而执掌修历工作的李天经也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而且，在历局中，还有不少的外国传教士，如汤若望、罗雅谷。因此，选择一个靠近天主堂的所在来修历，也许正是为了传教士和李之藻、李天经等信徒们的方便。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因病请求辞去历局的职务，而以李天经代替他续成修历的任务。同一年，逝世于京城，并归葬于上海。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在农业科学、军事科学和天文历算上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历法方面，他融通了中西历法，编译了《崇祯历书》，并一举奠定了近四百年来我国历法的基础。据明朝末年的人所写的《玉堂荟记》中说，徐光启将原首善书院即稍后的历局的一半给了天主教堂。更何况，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南堂必然曾是徐光启礼拜的地方。因此，今日我们若要瞻仰这位伟人，除了上海南丹路的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墓外，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也许是另一个值得纪念他的地方。 （陈时龙）
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有一处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墓和祠堂。与一般墓葬、祠堂由直系后人祭祀维护不同，袁崇焕的墓、祠是由与之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的佘姓人家守护，而且历经17代，从明崇祯三年（1630）开始至今374年从未间断。这其中的典故何来呢？
袁崇焕（1584—1630），广东东莞人，字元素，号自如，明末抗击后金（清）著名将领。与其他英雄人物不同，在370多年前，这位舍身为国的大英雄却在朝野、百姓的一片痛骂中被处以寸磔酷刑，含冤而逝，直到150多年以后，才由他昔日的敌人为他平反。教训极为惨痛。
明朝自嘉靖年间开始，北方边患日渐严重，对明朝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冲击，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研读兵学，关心实事发展。袁崇焕亦然，《明史·袁崇焕传》称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阨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万历四十七年（1618），他考中进士，斯时东北后金势力已经很强大，明朝接连失地损兵，形势极为被动。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被提拔为兵部主事，开始有了一展大志的机会。当年， 辽东广宁战役，明朝3万大军全军覆没，40余座城池落入了敌人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不顾个人安危单骑出关巡察辽东。回京后毛遂自荐，被破格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在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下修筑宁远城，作为守辽前哨。不久又在外围构建修缮锦州、松山等城池，完善了宁（远）锦（州）防线。
孙承宗后来在与阎党的斗争中失败罢职，继任者高第主张放弃关外。袁崇焕拒不从命，孤军镇守宁远。天启六年（1626），后金努尔哈赤兴兵进犯，袁崇焕坚守宁远，大败敌军，努尔哈赤被红夷大炮击伤，不久郁郁而死。这是后金建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是明军的第一次大胜。次年，皇太极为报父仇，亲自统率八旗中的精锐——正黄、镶黄、正白、镶白四旗，围攻宁远、锦州，结果屡攻不下，损兵折将，被迫连夜北撤。明军再获大捷。可是当时的明朝政府一片混乱，大太监魏忠贤擅权乱政，袁崇焕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奖赏，反而受到排挤，被迫辞职还家。
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平反冤狱，袁崇焕被召回，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师蓟辽、登莱、天津，总理抗金军务。袁崇焕在获得皇帝的大力支持后大刀阔斧的展开工作，使辽东防线日趋稳固。后金军无奈，决定避重就轻，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绕过袁崇焕防区，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袁崇焕以国事为重，未经宣召，即率兵入援，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后金兵的归路。
袁军在蓟州与敌军遭遇，后金军不敢战，越过蓟州，直逼北京。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在广渠门外以九千军士大战十万金兵，迫使后金军撤退。袁崇焕鉴于本部兵力太少，对崇祯皇帝追击后金军的命令不予接受，而是在城外驻守，等待各路勤王军队。皇太极硬攻不利，退兵又不甘心，于是改用反间计，诈称袁崇焕和自己有秘密约定，崇祯皇帝中计，逮捕了袁崇焕。袁部得知后，军心顿散，自行撤退。袁崇焕秉着爱国赤诚，含冤忍屈，在监狱中致信部属，召回兵将抵抗后金军。但在解围后，崇祯皇帝还是以谋反的罪名把他处死。更为令人痛心的是，京城百姓在舆论的误导下也认为他是反贼，争食他的血肉，竟至“骨肉俱尽，止剩一首”，铸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被杀，皇太极的反间计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关键。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对袁崇焕当初错误的未经申报即擅杀大将毛文龙，致使毛部将士大批投降后金等事早有不满，后来他又顿兵北京城外，拒不乘胜追击后金兵，的确会让皇帝怀疑他的真实动机。急于退敌的朱由检在皇太极的刺激下短时间内相信袁崇焕反叛是可能的。
崇祯皇帝虽然多疑，可并不傻。袁崇焕在狱中还写信给部属，劝他们回师救驾，天下哪有这样的叛贼？袁崇焕从被抓到被杀历时八个多月，固然有后金军尚未撤退，袁部还有利用价值的因素，但也说明皇帝自己也一时下不了决心。袁崇焕被杀的真实原因在于他坚持和后金议和。
袁崇焕认为明军“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要收复失地，必须先争取到一定的和平时间，以便厉兵秣马，积蓄力量。所以早在天启年间他就提出以议和作为缓兵的建议。明朝中央决策层最初表示同意，但很快反悔。但崇焕坚持己见，在获得崇祯皇帝信任后再次提出议和建议，史称“帝优诏答之”，同意他“守为正著，战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