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上册)-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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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方，我也不知道，所以神也难当。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他想造反，到泰山去拜神。 所以如果有神的话，难道还不如林放吗？林放是个普通的人，他都知道问礼，一个神——中国人讲神是怎样做的呢？
“聪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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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死而为神。“这八个字是神的资格，任何一个人，凡是聪明正直的人，都可以修到死而为神。 既然东岳之神是聪明正直，季家去拜他，拍拍马屁，他怎会帮忙季家呢？难道那个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这个人吗？
以上这一节就是这个道理。有许多人把权力把前途诉诸迷信，寄托在狭义的宗教上。我们以人文文化为基础，不管上帝也好，菩萨也好，神也好，如果因为肯拜拜他，他就会保佑，不信他，就不管——果真是如此，第一个我就不敢信他，因为他太偏私，又太意气用事了，反不如一个普通人。 如果不分善恶，有求必应，那作人很容易，我尽管做坏事，天天去拜他，或做了坏事再去忏悔就可以了，这岂是神的意旨？
志 在 春 秋
季氏旅于泰山这一段，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乱在什么地方？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
，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 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 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 其次是“术”
，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 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 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因此，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 这个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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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下法呢？重点在“微言大义”。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 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 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 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要看什么书？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縠梁传》。这是三个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公羊》、《縠梁》又各成一家。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 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 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 一为“衰世”
，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 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 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
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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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 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然有，第一个：《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 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 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
，所谓黄帝的“华胥梦”
，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从另一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思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 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
，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 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
，几乎很难实现。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 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 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 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 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国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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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 罪罪恶恶
又怎样从春秋《左传》看得出它的“微言大义”呢？如果读懂了《左传》上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笔法。郑伯是一个诸侯，（春秋时，王道衰微，五霸崛起。 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接下来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在本篇中，孔子的“微言”在哪一个字呢？
那就是这个“克”字。“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共叔段。 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 因此春秋的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状。左丘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大家也许都读过了，我们也不妨温习一下。郑伯——郑庄公是老大，他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是寤生——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作母亲的受了惊，害怕了，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姜氏因为这次受惊，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始终心里不高兴。 由此可知，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环境上每一件事，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 譬如从小贫穷的人，尤其是孤儿，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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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心理，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并告诉他们，穷苦出身、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只走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对于社会非常同情，他有办法时，同情别人、同情社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 另一种人成功了，对社会非常反感，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怀疑、都仇恨。 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社会？社会上哪有公平？他心里始终反感。 这两种相反的心理，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如参照上文“学而不思”这段，便可思过半矣。 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办得无论怎么好，孩子还是有反感。 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孩子虽然生气，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 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他不会生气，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天生有反感。 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这多方面的学识，一定要注意。讲到这里，就知道郑庄公的母亲姜氏有了心理偏见，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 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次子。 在中国古代，长子是继承官位的，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 中国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 可是姜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告诉丈夫，希望将来由次子继承王位，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 姜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制”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 而郑庄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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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说，“制”这个地方并不好，是艰苦之地，没有发展的价值，既没有经济价值，又不是政治重心，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还是换一个地方好，叫妈妈另外选一个地方，结果把弟弟封到“鄢”这个地方去。 实际上“制”在当时郑国，是军事、政治上的重镇，他不敢养痈贻患，因此，郑庄公用了权术，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骗了母亲。 孔子写这一段，这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而用权术。后来，母亲姜氏和弟弟“段”要起来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 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 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同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 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孔子著《春秋》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都是权臣、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所谓乱自上生，所以上面讲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也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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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让 领教
现在下文是孔子讲的原则：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是讲人类文化基本问题，孔子用“举一隅”的教育方式来讲。中国文化的所谓“君子”
，是与“小人”对立的名称，等于是个符号，怎么叫君子？怎么叫小人？很难下定义，等于说好人、坏人很难下定义一样。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 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有时在好里会变坏；坏人一切都坏，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 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 可是在社会、政治的立场，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好与坏是对事功而言。 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是站在哲学的立场讲，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中国文化所讲的君子是无所争的，不但于人无争，于事也无所争，一切是讲礼让而得。 无所争就是窝囊吗？
不是的，孔子以当时射箭比赛的情形，说明君子立身处世的风度。 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这个射代表军事训练。 他说，当射箭比赛开始的时候，对立行礼，表示对不起——礼让。 然后开始比赛。 比赛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