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第9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声泪俱下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EL、邓XP、朱D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EL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XP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D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3月底，周EL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EL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EL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EL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1962年，毛ZD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毛ZD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评价道：“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功有私。”这也许是最高领袖对一位无比忠诚的**战士最高的评价。。。。
纪念辛亥革命－首重行动
看辛亥革命历史，发现忽略了一个身影：“硬骨头文人”鲁迅。当时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辛亥革命那年，他才30岁），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染指革命。
是不是他找不到革命队伍、苦于无法加入？
非也。革命队伍就在他身边，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日本东京，而鲁迅当时就是中国留日学生一员，加入革命无需翻墙就可实现。甚至鲁迅还受到革命动员，但他最终还是避开了革命党，选择不革命，这是为什么？
提起鲁迅，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陈天华，对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来说，陈天华似乎是遥远而生疏的名字，其实他离今天并不远，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回荡百年，其影响不亚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他的死，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其中就有周树人（鲁迅）。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他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
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人。
陈天华虽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人，他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大胆践行，实言实行。
在言论上，他锋芒毕露；在行动上，他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重义轻死，“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唤醒民族精神的目的，不惜以身相殉。
而鲁迅是个只发表言语的“纯文人”，他不主张行动。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说他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
在比较陈天华和鲁迅时，也有人认为陈天华是个徒撑“匹夫之勇”的“愤青”，而著作等身的鲁迅才是“理智的人”。然而翻阅陈天华的言论，并不比鲁迅肤浅多少。陈天华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他只是不想把理性当做胆怯的借口。
“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
――这是面对“日本亡华”的忧虑，陈天华给出的深刻见解。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这句话不是陈天华讲的（三岛由纪夫名言），却成为陈天华的座右铭。
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不需要空叹的文人。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才与魂”，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敢作敢为。成为一代风尚。
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且看陈天华所说：
“国势堕落十丈，比如一炉火，千个人添柴添炭，一个人慢慢运水，那火能打灭吗？兵临境上，你方才讲学问，讲教育，能开通风气，犹如得了急症，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买药的人才回来，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唯有不顾成败，节节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
“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实在无可奈何了，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接踵继起，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这方算是真读书人。
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从此，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陈天华的出现，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大意）。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而不愿付诸行动。
于是，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出现了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陈天华是文人，也是实际的战士。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他们的不同，不是战斗方式不同，而是对死亡的态度。
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这是无可非议的，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但是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就一定不要害怕。因为他反对空谈救国，主张知行合一，他说：“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
陈天华之举，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纯文人”与“职业革命家”，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文人向来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个尴尬的角色，没他们不行，但有他们却也不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对此，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与陈天华一道的“刺客”汪精卫就曾说过：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们敢说敢干，不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陈天华死后仅6年，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非传统文人”的革命党人推翻，这不能不说，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辛亥革命前夕，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