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3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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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政府毕竟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听任琉球灭亡。1879年3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在与格兰特的会谈中，李鸿章详细介绍了琉球一案的来龙去脉，并希望利用格兰特的特殊身份从中斡旋。但格兰特一直弄不懂儒家色彩浓厚的“册封”、“藩属”等概念，调停始终不得要领。在调停时，倭国人拿出了清廷在《北京专条》中埋下隐患的条款，使格兰特哑口无言。
1879年4月，倭国派出了一支由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了已有200年不设军队的琉球“藩王”，不容分说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了东京，并废除藩政改为由倭国政府直辖的冲绳县。
“琉球群岛的位置正处于我国自台湾岛前出西太平洋的必经通道。如果这个战略要点被外国掌握，那么我国海军以后向西太平洋挺进，成为世界上的强大海军就会受到很大的困扰。而且，这里位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菲律宾和倭国本土之间，我们一旦掌握这里，就是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回旋余地就大了。虽然说现在美国人和我们是盟国，但是毕竟美国人和我们的战略利益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很难说以后当我们的国力强盛的时候，美国不会把我们当作他们掌握亚洲的一个障碍。我们必须对此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次开罗会议，使我们一举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我们千万不能错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建业反复的劝说。
“这个好像有一些难度吧？”杨厅长说。
“以前琉球国是我们的藩属国，也就是我们的保护国，我们对他们拥有宗主权。后来被倭国人抢走了。倭国如果战败，那它以非法手段强取得领土自然是要归还的，琉球自然是要归还给他原本的宗主国，也就是我们中国。这就是他们英国人最喜欢用的逻辑。如果我们这么讲，英国人也没有办法挑刺。”刘建业说道。
“那就这么办吧。我回去见委座的，力争促成此事。”杨厅长坚定地说。
“一切就全拜托给朴园兄了。”刘建业说道。
第三部 第二百七十章 卧薪尝胆（十四）
更新时间：2009…3…16 20：10：48 本章字数：6549
11月13日，史迪威把在别墅里起*的那份计划交给最高统帅，“‘花生米’接受了，或用他的话说，在打通太平洋的联系之后，将任命一名美国司令统领在华的中美军队。”毫无疑问，这个指挥职务就是史迪威为他自己设计的，所以他在整个文件中对这一条最为重视；而当最高统帅接受这一条时，他自然感到十分兴奋。不过，也正是这一设想，成了日后史迪威与最高统帅矛盾激化的重要起源。政治上很幼稚的史迪威显然不明白，最高统帅现在表面上接受这一条，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的打算。
11月22日，史迪威与最高统帅夫妇等人一道飞抵开罗。随行人员里中国方面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杨中将和国际法方面的专家王亮畴。
这位王亮畴先生，190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1年留学倭国。1902年转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任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3月改任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6月因忿于袁世凯独裁，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不久往上海，在中山先生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1921年10月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见证了《九国公约》的出台。1922年9月19日，王先生在直系军阀吴子玉吴大帅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人们称这届内阁为好人政府。由于另一直系军阀曹仲珊曹大帅的反对，被迫于11月29日下台。1923年，王亮畴先生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1927年6月，王亮畴先生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不久再次出国就任国际法庭法官。1936年，全国抗日运动高潮时，他辞去国际法庭法官职位回国，赞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3月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曾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院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抗日声明。
王先生在伦敦时，有一次参加外交界的宴席。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先生：“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先生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后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11月23日，死开罗会议正式开幕。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美英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问题，而反攻缅甸，则成为三方代表激烈争论的焦点。会上，英国的蒙巴顿将军以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缅甸战役总指挥的身份，提出了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部起*的作战计划。该计划除规定了从利多、英帕尔和云南三个方面进行地面作战外，还提出了集中海空军力量和两栖部队占领安达曼群岛，控制孟加拉湾的“海盗”行动。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英国皇家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勋爵反对立即向亚洲调派大批海军舰船，要求推迟或取消“海盗”行动。最高统帅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反攻缅甸之胜利关键全在海陆军能否同时配合以为断，仅仅陆军集中，如海军未集中，仍无胜利把握。”在他看来，英国人纯粹就是出尔反尔，存心要压制中国。24日，史迪威正准备将事先经最高统帅同意的计划提交会议，突然接到最高统帅的通知：“不要提出计划。”25日，最高统帅对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表示，他不能接受推迟或取消“海盗”行动的方案。在最高统帅看来，英国人的计划有很大的漏洞，计划仅以攻占孟拱、密支那、八莫为作战目标，既未规定攻占孟拱、密支那、八莫后的作战行动，也未提及缅南两栖作战、水陆夹击，甚至也未赋予进攻部队以攻取曼德勒的作战任务。这同最高统帅10月19日在重庆接见蒙巴顿和萨默威尔时的指示及蒙巴顿当时的应承相左。最高统帅对美国人和英国人指出：缅甸、华北、东北都是日军生死攸关、必然拼命死守的战略要地，而缅甸则是亚洲战局的钥匙；反攻缅甸就必须：（1）南北缅水陆同时夹击；（2）安达曼岛必须夺取；（3）曼德勒尤应攻占，而且必须维持对华每月1万吨空运量。美国参谋长们竭力主张接受最高统帅关于南北缅水陆夹击和夺取安达曼岛的计划。而向来自私自利，对中国心存不轨的丘吉尔则坚决不接受。
史迪威在日记里惊呼“天那！他又缩回去了。”26日上午，史迪威和蒙巴顿、阿诺德、索默维尔、斯特拉特迈耶、惠勒、陈纳德等一大群美英将领赶到最高统帅的住处，英国驻埃及总督的官邸，像集群轰炸似的对最高统帅进行了劝说。下午，罗斯福也会见了最高统帅，向他保证将说服丘吉尔同意发动海上作战。经过这一连串的劝说和许诺，最高统帅终于在会议结束时，表示接受蒙巴顿方案，同意参加1944年春对缅甸北部的反攻。罗斯福则向最高统帅保证：美国可以拨出登陆艇，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海军在南缅与陆军在北缅同时作战，南北夹击。罗斯福并且同意最高统帅提出的装备中国90个师的计划以及向中国贷款10亿美元的请求。
11月2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关于欧洲战场问题的首脑会谈。最高统帅夫妇起程经印度回国。史迪威被留在开罗，等候德黑兰会议的结果。
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期间，形成了两项对亚洲战场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由于斯大林的强烈要求，英国同意于1944年春发起“霸王”战役，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这一承诺，使丘吉尔更加坚定了取消孟加拉湾“海盗”行动的决心。第二，应罗斯福的要求，斯大林明确重申，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之后，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这在英美决策者看来，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远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了。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在战争胜利以后，苏俄必须得到在中国大连的商港和旅顺的军港，而且要像当年倭国人租借所谓关东州一样，强行占据中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了得到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许诺，再一次的出卖了他们的盟国中国。
12月1日，在征得了斯大林的统一以后，同盟国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开罗会谈主要是讨论三国联合对日作战和战后处置倭国问题。宣言主要内容：三国军事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一致意见；对日作战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倭国之侵略；宗旨在剥夺倭国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群岛，钓鱼列岛，南海诸岛等归还中国；其他倭国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倭国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并成为永久中立国家；决定使琉球在战争结束以后，以全民公投方式决定琉球的前途；基于以上各项目的，三大盟国将继续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斗，以获得倭国无条件之投降。
杨中将，王先生和中国代表团的人员经过频繁的外交活动，终于使中国不至于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以后，除了一点虚名之外一无所得。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英美两国参谋长，于12月2日重返开罗，再次就“海盗”行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变得极为强硬和顽固，坚持取消“海盗”行动。罗斯福事后对史迪威说：“我像头骡子似的坚持了4天，但是，毫无用处。开会也没用。英国人就是不愿投入行动，我无法使他们同意我的看法。”12月5日，罗斯福无可奈何地对英国人作出让步，同意取消“海盗”行动，更一笔勾销了他本人对最高统帅的亲口承诺……丘吉尔于12月7日致电最高统帅：取消孟加拉湾两栖作战的“海盗”计划。一再被搁置的反攻缅甸、收复全缅的“安纳吉姆”计划终于被扼杀了。
这一次，罗斯福多少体谅到了史迪威的难处。他不得不承认，由于取消了曾经对最高统帅作出的承诺，让史迪威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留在开罗苦苦地等待了10天，但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肯定会影响他在最高统帅面前的地位。12月6日，罗斯福亲自致电最高统帅。向他解释了目前的情况，并询问最高统帅是否能在没有海军配合的条件下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