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枭雄卢俊义-第1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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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冗官，就是当官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当官又不做事的人特别多。
“冗官”一直是困扰宋朝吏治最严重的问题。北宋大臣王禹偁向宋真宗上疏：“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意思是，济州以前只有一个刺史一个司户管理，未曾有政事荒废，但后来增加了众多官职，按说办事应该更有效率，但是税收反而比以前减少了，逃难的老百姓反而比以前更多了。庞大的官员队伍增加负担却降低效率，冗官已经影响宋朝政府机构的正常工作。
卢俊义纳闷地问张叔夜道：“为何宋朝一代会有冗官？”
张叔夜道：“首先是因为宋朝制度变更导致机构众多，太祖皇帝为削弱宰相权力，增设枢密院、参知政事、三司使等机构。宋以前的地方政府是州府和县二级，宋在州府之上新增一个‘路’的机构，另外还有独立于路府之外的叫‘军’的行政机构。宋经济发达，专门派人管理茶、盐、酒税收，还有派人管理负责海上贸易的市舶司，这些多出来的机构都要有人去补缺，官员就多出来了。宋祁曾向皇帝上疏中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州县面积没有比以前扩大，但州县的官员数量是以前的五倍。其次是赵宋朝的科举取士数量非常多，唐代取士最多不足百人，宋朝礼部规定四百人，实际常常有超额，扩招的进士都得安排官职。然后赵宋朝廷还有个‘荫补’的官职制度，官员的亲属享有不经科举直接做官的特权，荫补的允许范围非常宽泛，子孙基本都能享受荫补，高级官员的异姓亲属也可以荫补，甚至门客医人这些非亲属也可以。一个官员有很多个荫补名额，宋朝荫补做官的人远比科举做官的人多。奸相王有很多侍妾，其中得到封官的达十八人。王的儿子十四岁便任待制，被称为‘猢狲待制’。赵宋朝廷对官员优待，俸禄相对其它朝代都要优厚，法律约束宽松，太祖皇帝曾密令子孙不得杀士大夫，所以很多人挤破脑袋都去做官。”
卢俊义点点头：“机构是不能增设太多，科举取士亦不能太过繁多，更不能搞什么荫补制度。只是我疑惑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勤于政事，官多了也没啥太大害处。”
张叔夜摇摇头：“主公此言差矣，这么多的官职除了少部分必需，多数都不管实际事务，多数都是占着位子混饭吃的，老病、昏聩、平庸、不理政事的官到处都有。欧阳修在庆历三年给皇帝上的《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说，郢州知州王昌运年老病重，腰腿不能行动，每天要两个人抬到衙门办公，三年之内，州政大坏；后来有一个叫刘依的人来替换老病的王昌运，刘依也是个七十多岁脑子糊涂的老头，欧阳修任滑州通判时刘依正寄居在那，三四次来找欧阳修，每次都问：‘中书省有一个王参政，叫什么名字？’作为一州的最高长官，竟然不知道中央高级领导的名字，告诉他几次都记不住。欧阳修就对皇帝说：‘陛下试思如此等人，能为国家置兵御贼乎？’”
卢俊义疑惑道：“那朝廷难道没有什么举措去裁汰冗员？”
张叔夜苦笑道：“朝廷当然也想精兵减政，裁汰冗员，但是裁到谁谁都不愿意。
世上庸人往往是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走，世上官场这块地盘最有利，于是赵宋朝堂上的官员越来越多。冗官虽然属于多余，只消耗俸禄无益政事，但是这些已经坐稳位子的冗官，多数都难以动摇他们的地位。谁在什么位置，谁能动谁不能动，这不是由当事人的意志或才能决定，而是由相关的利益决定，世上大大小小的山头衙门都是这样。范仲淹曾尝试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内容之一就是裁剪冗员。
仲淹在考核名单上把不合格地官员名字勾掉。富弼劝T‘你一笔下去轻松。被勾地一家人可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但是那些冗官地利益不是这么容易被触犯地。范仲淹虽然豪情万丈。被他勾掉名字或将要被勾掉名字地人不甘心已有地利益受损。便从中闹事。庆历新政实施了一年多。冗官没裁掉几个。范仲淹却被裁掉了参知政事地乌纱。以后朝廷虽然继续尝试裁剪冗官。但对盘根错节地官场群体无从下手。冗官现象终归因袭既久。难于骤革。一直烂至此时。”
卢俊义遂问道：“赵宋朝廷究竟养了多少官员。便称冗官？”
张叔夜答道：“真宗时。文武百官有九千七百多。仁宗皇祐年间。增至一万七千多。而现如今因朝廷奸臣贪官当道。荫补之官甚为泛滥。官员多达五万人。”
卢俊义听了这个数字。不禁笑问道：“赵宋治下户多少？人口几多？”
张叔夜不明白卢俊义为何这么问。便答道：“政和元年。全国总户数达到了2100万户。口总数可以达到亿以上。如果再加上部分隐藏人口。当在一亿一千万左右。
”卢俊义哈哈大笑道：“这官民比例只有1：2000。便称之为冗官？”
张叔夜不明白卢俊义为何发笑，便搬出历史上的数据：“西汉年间，官民比例为1：8000，唐朝时为1：4000，比起强汉盛唐，赵宋时期的官民比例自然是高多了。”
卢俊义抑制不住开始大笑起来，只不过他的笑容中带有几分苦涩和绝望：“如果有一个朝代，他的官民比例为1：30你觉得这个朝代怎么样？”
张叔夜张大嘴巴，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朝廷？”
卢俊义沉痛地点点头：“这个朝廷冗官之风愈演愈烈，它屡次搞精兵简政，结果下面的官员是越精简越多，变相的荫补铺天盖地，而且寻常家庭的孩子通过科举常考不中，官宦子弟往往一路顺风，仕途平顺。”张叔夜听了大惊：“竟然有这样的朝廷，真让赵宋朝廷刮目相看。我真佩服那个朝廷治下的百姓，他们真的能忍受。”
卢俊义哭笑不得道：“我也很佩服他们，他们真的是逆来顺受，任人欺凌剥削的顺民。”
张叔夜问道：“主公乃天神下凡，自然知晓世间有这样的国度，下官对这个国度有个疑问。既然有那个国家的顺民们喂养了这么多官吏，百姓们到衙门办事应该很顺利。另外这么庞大的官僚系统应该很讲究分工、分权、制衡，他们的官吏办事效率应该很高，官员应该各尽其职、自守清廉，社会秩序应该有条不紊才是。”
卢俊义欲哭无泪：“实际恰恰相反！那个朝廷的每一级的衙门都有二三十个，老百姓们跑去办事非要求爷爷告奶奶、请客送礼，而且还要跑上十几个部门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是上司交代的事情，他们就能第一时间办好，如果是老百姓过来办事，十天半个月是最少期限。至于他们的贪污**、行贿受贿、渎职、不学无术，您可以看看如今朝廷内的蔡京、王、高俅等人，那帮官吏比蔡京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可恶的是他们纵容子女经商，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贵官僚资产，全国最富的一帮人里面，大部分都是衙内。他们的监察系统是自纠自查，互相包庇，有将金矿和铁矿贩卖给异邦的官僚竟不受处分。不用多说，亦不用再举例，那个朝廷里大部分官员们做出的事情，是一堆勉强可以糊上墙的粪土，那个官僚系统是最可笑、最可怕的豆腐渣。想想普通百姓为了生存而起早贪黑、栉风沐雨，而有些人的工作类似于迟到早退却避免了四季的风吹雨打严寒酷暑！穷人们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而有些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依赖纳税的子民！良民为了打拼出一片天地费尽心血，而自己的钱财却被另一群养尊处优者耗尽！不瞒你说，我整顿吏治的决心就是受了这些蛀虫的影响。”
张叔夜叹息道：“如果让齐国吏治堕落到那个国度的田地，我这个首相愿自刎谢罪。”
卢俊义收起自己又无奈又悲哀又绝望的情绪，强笑道：“我这是一时心血来潮，你无须介怀，我相信在你我携手同力之下，必不会落到那步田地。”随后跟张叔夜反复修改拟定了新的官制，力争不出现一个散官也不出现一个闲官，荫补衙内半个都欠奉。
第五十二章 所谓富宋
揭示富宋的真面目一为了宣扬义军的德政，二是为了T＇税赋制度时不至于遇到太多阻力，窃以为宋朝跟后世某个朝代很像，貌似富了起来，但富的是国家，穷的是百姓）
卢俊义虽然部分肯定了地主阶层并不像道听途说的那么凶恶，也知道宋朝的冗官情况只是小巫，但他并没有因此放缓自己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因此放下对赵宋朝廷的削弱。
记得卢俊义之前在现代看到的那些为弱宋翻案的文章里说，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商税大大增加，工商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第一税源，并把这归结为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甚至认为宋朝已经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当时卢俊义信以为真，穿越到了宋朝之后，还颇为高兴，以为日后起义成功夺取了大宋江山，不需要太过调整经济政策就可以万事无忧。
等卢俊义深入了解赵宋朝廷的一切情况后，渐渐发现，所谓的盛世大宋其实只是一个笑话。先不论军事上的孱弱，经济上其实并不是像后世那些宋史研究砖家所说的那么出众。
依稀记得那些论证大宋多么富有的文章用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是赵宋朝廷远远高于其他封建朝代的财政收入，说最高时有一亿六千万贯，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便以此论证说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老实说，卢俊义穿越前是学机械的，不懂经济，看了那些文章就信以为真。后来来到北宋末年，自己做了当家掌柜，当时反复为大名府卢家和梁山义军的财政问题大费脑力，方才有了一些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方才想起在现代看过的一些经济观点。这才觉得，用财政收入来论证经济发展在逻辑上是多么地站不住。
因为唐以后的朝代都实行两税制，两税制的一个要义就是“量出以制入”，财政收入的规模按照前几年平均支出水平拟定。换言之就是官府要用多少钱，就要向农民征收多少。
高额的财政收入并不能说明经济的发展，只能说明政府花钱特别厉害而已。
宋朝从真宗起财政支出规模就不断扩张，此后一两百年里宋朝一直处在财政危机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财政危机的结果是聚敛为一切之法，收入的扩张也是自然结果。
诚然，宋朝在经济上的成就不容忽视，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确实是超过前代，但要说宋朝的庞大财政收入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则不能令人信服。最明显是事实是商税在全国税收中并非大头，而农业两税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以熙宁十年而论，两税为五千七百万贯，石，匹，两等（贯是钱，石是粮食，匹是布帛，两是银），按照折算法合钱为二千多万贯，而商税则在宋初只有四五百万贯，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万上下，最高时也仅仅接近两千万贯。专卖是两宋最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盐的专卖，北宋末年竟达到四千万贯，接近唐末两税制下税收总额的两倍，盐之外茶叶和酒的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