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 第五部 铁血文明-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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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
，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
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
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
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
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
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
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
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
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
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
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
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
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
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
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
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
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
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
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
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
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
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
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
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
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
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
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
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
，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
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
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
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
，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
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
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
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
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
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
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
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
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
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
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
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
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
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
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
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
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
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
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
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
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
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
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
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
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本卷结束） ……
铁血文明 第九章 分治亡楚
一、咸阳大朝会起了争端
秦王嬴政大睡了一日一夜，李斯一直守在王城书房。
魏王假被俘获的捷报传来，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对山东六国，老秦人仇恨最
深的是两个国家，一个赵国，一个魏国。秦对赵，是秦昭王时期开始的新仇，历
经长平大战，秦赵遂势不两立。秦对魏，则是宿敌旧恨。在秦国变法成功之前，
魏国曾在两代半（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将近百年里一直是压制秦国最
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战国初期秦国的所有危机都是来自魏国。是故，从秦惠王
到秦昭王前期的宣太后主政，秦国东出最主要的对手一直是魏国。赵国崛起之后
，从秦国第一次攻赵（阏与之战）失败开始，秦赵两国结结实实地杀作了一团，
秦国对魏国仇恨也就渐渐淡了。随着魏国的不断衰落继而向秦国称臣，老秦人事
实上对魏国已经从往昔的仇恨转为蔑视了。虽则如此，魏国的最终结局还是教老
秦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感慨之余自然要大大地欢庆一回。秦王政与大臣们虽
不会像民众那般聚饮于酒肆，踏歌于长街，起舞于社火，却也在丞相王绾动议下
，于很少启用的王城大殿举行了一次大宴。大宴之上，饮酒未过两爵，秦王嬴政
便一头倒在酒案鼾声大起了。
“长史……”
嬴政倒头之际，对身旁的李斯招手嘟哝了一句。
李斯会意，在赵高将秦王背走之后，立即去了东偏殿的秦王书房。这座书房
很大，事实上，整个六进东偏殿百余间房屋都可以视作秦王书房。其总体格局是
：内殿大约一半是秦王书房，外殿三分之一余是长史李斯的官署，李斯区域与秦
王区域之间，隔着赵高统领的一班内侍侍女们照料秦王起居事务的一方小区域。
寻常时日，作为执掌秦王机要事务与公文进出的李斯，没有特殊使命，终日都守
在外署处置流水般进出的密集公文。依照法度，李斯除了早晚送进接出公文这两
趟，并不是随时都可以进出秦王内书房的。今日秦王指着书房吩咐一句，显然不
是要李斯去守候外署，而是要李斯去内书房。已经熟知秦王为政秉性的李斯明白
了，书房一定有需要立即办理的公文。然则，这两日除了战报并没有急切公文，
而需要立即实施的诸多事务性上书，他已经全部转到丞相府去了。灭国大战开始
以来，经秦王书房亲自处置的事务，几乎全部是有关山东各战场的大方略，几乎
所有的秦国内政，都由王绾的丞相府承担起来。没有山东急报急务，秦王还会有
何等样公事要急切关照？
“备——忘？”
一到书房王案前，李斯看见了旁边立柱上挂着几条特制的长大竹简，题头便
是这“备忘”两个大字。李斯心头一闪，又瞄了一眼书案，果然书案上干净整齐
，没有任何摊开的书简。显然，这便是秦王吩咐的事务。于是，李斯在大柱前站
定，揣摩起几条长大竹简上面的字句来。长大竹简上的几行字是：
翦军班师留守几多
贲军中原复鸿沟
蒙恬还国北边事
九月大朝楚齐先后兵力几多
李斯看得明白，四条竹简所列，都是灭魏之后待议待决的几件大事。秦王一
时没有定见，故此先行列出，先教他来看，一定是要他预为筹划相关事项，也包
括想要他先思谋对策。李斯绕着大柱转悠了几圈，到了自己的外署，召来几个能
事书吏忙碌起来。第一件事，李斯口述，书吏录写，先拟定好秦王醒来后肯定要
立即发出的几件王命文稿；第二件事，亲自手书一柬，派员送去大田令府邸，请
郑国预拟修复鸿沟之实施方略；第三件事，召来蒙毅会商，先行安置九月大朝会
事宜，由蒙毅与丞相府偕同会商诸般事务；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