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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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兵力悬殊，皖系南线全面告急，他的兵力只有万人的两个师，以及在合肥的一个机动师。
与此同时，苏军江宁方向的两个师也向芜湖方向进攻，当日内，苏军攻占了当涂县马鞍山铁矿场，但是日本的在此的桥民武装起来，不让苏军进入矿场内。苏军顾及国际争端，为了不刺激日本，并没有强行进入，因为日本海军的一个快速巡洋舰队正在长江口外徘徊，而上海则驻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日，卢永祥以“保护铁路”为借口同意了驻安徽的宣称的一个旅“自愿人员”北上作战，当日，卢永祥经受不住日本的压力，继续派出全部的剩余的三个旅北上“保卫皖省铁路线”日，卢永祥又以协防徐海为名，派出两个师进攻宜兴方向的苏军，此处苏军只有一个师，只好进行防御。
开战仅三天，双方就有超过40万人加入战争，双方在五条战线上进行战争，直军在淮河、皖西南、江宁三条战线上占有优势，而皖军则在徐州、太湖战线上占有优势。直皖主要部队，只有沪军、闽军、赣军、直隶军、晋军没有参加战斗，但是他们也都起到了牵制敌军的作用，比如，虽然第一次北京和谈失败后，列强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共同决定划上海市区半径150公里为中立区并通过竭力斡旋导致沪军中立，但是苏州昆山、宝山一带的苏军一个师一个旅仍然不敢冒险撤防。
日本的目的并不想扩大战争，相反不论日本还是皖系他们都希望和谈，当然，要按照他们的条件谈。因此日本很默契的伙同西方划定了上海中立区，消除了卢永祥攻入苏州的通道。卢永祥自然是不满的，但是他在不满也不能坐视安徽的西南战线和江宁战线崩溃，皖系安徽一旦倒了，那么一统长江黄河之间的直系还会让他在浙江享受美好的生活吗？因此，他虽然有些犹豫，但是由于情况紧急，他还是很快派出了除了防卫江西而部署在浙西衢州一个师以外的所有部队。
说实话要不是冈村宁次细心，发现了南线吴军只有四个师，从而寻找精锐的安**第1师的去处的话，皖军很可能就在致军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快速攻势中中了吴佩孚的“调虎离山、侧侧翼包抄”的毒计了。冈村通过日本驻在汉口租界的情报组织的获知原驻萧耀南师已经秘密的被调离武汉，而是换防的则是不满编的安**第7师，而萧耀南也在武汉失踪，据称“得疾”。
按照皖军的原定计划，如果安**从南线进攻，那么皖军西南线将在西南线的安庆周围依靠完善的工事配合皖省得江防舰队进行防御，而合肥的新编第7师将会将会南下桐城一线从侧翼进行护卫防止安**包抄，以防御换得时间，等待浙军的来援，或者北线军队的南下。
但是按照这个部署，皖军的南北两线之间的距离就大大的拉开了，虽然北线安**没有多余兵力进行包抄，但是从数字上将，南线安**有在短期内既进行进攻，调动敌军，然后进行包抄的能力的，当然这种能力按照冈村的估计在开战的一个星期内，此后通过铁路，皖军的援军就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使皖军摆脱防御危机。
显然，吴佩孚有阴谋，当冈村的视线在皖鄂豫边界巡视时，他发现了大别上中段的两座险要的关隘——松子关、铜锣关。只要有一支军队越过这里，经过崎岖的山路就来到安徽金寨，越过六安，就到了安徽省的铁路枢纽、该省兵工厂、最大的补给中心所在的合肥。而直军其他各种眼花缭乱的行动和在皖西南猛烈的攻势的目的就是调走这里的第7师，让这里成为一座空城，一旦安**实现目的，那么安庆的守军不但被切断了同北边的安武军的联系，而且还会失去长期作战所依赖的补给来源，很可能导致安武军的全线崩溃。
冈村是10日晚在徐州得到这个结论的，当时他就立即发报给坐镇合肥的段祺瑞，当时这里只有先期到达的接防的浙军的一个5000人的混成旅，而且这些人好像一点没有战争来临的样子，因为当他们从浙江坐火车赶过来的时候，8日，由于太湖方向告急，苏军的一个旅被调往宜兴方向。当段祺瑞接到电报后，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于是，他急令第7师向自己靠拢，同时接受冈村的建议，从徐州方向调回一个师，填补漏洞，而徐州方向则停止攻势，转入防御。
日下午，萧耀南的大军终于出现在合肥境内，由于长途跋涉，他没有携带大口径的火炮，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刚刚德械化的师的火力也够刚刚动员的起来的浙江第2旅受的了。幸好段祺瑞向他们宣布南北各有两个师正在前来援救，又许下重金相诱，才是处于兵力绝对劣势下军队没有崩溃，24个小时的激战，浙军损失了近三千人，而吴军也损失了3000余人，能够在进攻中取得这样战果，因该说萧耀南已经很不容易了。就在浙军快要崩溃的时候，已经在北线激战中受损不足万人的安武军第3师终于赶到，挽救了合肥城，也挽救了皖系。
而桐城的第7师由于安**孙传芳的猛攻而不得北上，如此一来，萧耀南的第1师在耗尽了大量的弹药后，不得作了一次掩护性的进攻后，开始主动撤入六安境内。此次直皖西南战役，直系的指挥优势尽显，倘若不是冈村的冥思苦想、铁路的快速机动，皖系恐怕在吴佩孚的进攻中早就崩溃了。
吴佩孚后来的回忆录写到，“如果再给我一个萧耀南，那我就会赢得这场战争。”他的意思是说，他让萧耀南装病那是迫不得已，他实在难以找到放心的替代之人，而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冈村确认的萧部的趋向。而孙传芳也由于在南线竭尽全力的配合而获得了吴佩孚的信任，他知道只有获得吴的信任才能是没有地盘得他获得升迁或者向外发展的机会。
在徐州战场，晚军一开始凭借优势兵力进行猛攻，吴佩孚则主动后撤，节节防御，同时依靠火力优势不是进行小范围的反攻。于是，战线回到虞城、夏邑、亳州一带，随着一个师的南移，双方开始僵持，而此时经过连场激战，均是伤亡惨重，一个星期内，皖军损失了2万4千多人，而吴军也损失了2万余人。
而在淮河战线，苏军在渡过淮河后，与皖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三天中，强大的火力几乎把小小的淮阴市夷为平地，在付出了4000多人后，苏军终于攻占这座城市，与此同时，第1旅也渡过淮河，张军在付出了4500余人的代价后，被迫后撤防御。正当苏军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时，第1旅接到了调令，要他们南下增援，如此淮河局势也陷入僵持，南下得苏军迅速填补了苏南的防御漏洞，太湖方向在宜兴武进交界处陷入僵持。
如此一来，到12日，各条战线均陷入僵持，到这个时候，双方已经付出了高达9万余的伤亡。伤亡之惨重，使人们不禁想起了6年前的欧战。大概真因为这样，至此之后，国人的和平呼声再次高涨起来，我也知道，“不能再打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日，桂军在等待了4年后，终于再次侵入广东，其借口是“不遵国体、与赤党合作”。
所谓，不尊国体大概是指孙中山在1923年改组大元帅府而来的“国民立宪都督府”，这个政府的架构和同盟颇有些类似，不过她的成员和她的关系除了广东都比较松散。所谓赤党，当然指的是劳动党，陆荣廷还在通电中，指责“劳动党希望实现**，不但要共产，而且还要共妻！”当然，连我也不知道他的解释是从何而来，因为劳动党的**被庸俗的理解成“共产”主义，由来已久，但是竟然发展到理解为“共妻”，此种“谬论”至少在中国，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本来两广之间虽然一直武装对峙，但是由于湖南的暧昧态度，广西也不敢贸然行动。但是自1920年以后，自治和民主运动的合流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湖南在1921年的宪法中从文字上废除督军后，就一直致力于从实质上废除督军，统一全省军队，这个行动自然受到谭延铠的大力支持，民国党主张至少从表面上要废除督军，而深受劳动党影响的湖南国民党则希望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但是对于这些要求，赵恒剔均已各种借口向推托，诸如“军心不稳、惯匪未除”等等。
但是1923年，先是赵的部队传出“通匪”的丑闻，赵恒剔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下，“形象受到沉重打击”，政治地位也受到各界的巨大质疑。为了挽回颓势，他被迫同意裁撤督军，自然事情也不能做得那么绝，毕竟他的军队可不是吃素的。按照湖北的惯例，他被任命为军务督办，归属省府、向议会负责。接着，**以考察教育为名，从同盟订购回了湖南梦寐以求的军火设备，附带还有日式枪械的技术，虽然这些技术被向限定为只能在湖南使用，但是这已经是个天大的喜讯了。
围绕兵工厂的地址问题，赵恒剔和谭延铠以及省府发生争执，赵恒剔的意思是将兵工厂建在长沙，这样，他的军队里的都比较近，一旦发生冲突，他也能占到更大的便宜。但是，省府的意思是建在湘潭东边不远的株洲，公开的理由用**的话来说就是“地近原料产地、经济上最为优化”。但是，实际上这里却地处长沙和衡阳之间的中间，可说处于谭延铠的绝对控制之中。而赵部最近的也在西边的邵阳，而且距离比衡阳还远，中间遍布山地丘陵，衡阳却可以顺湘江而下。
可以说，一旦发生冲突，赵部的军火补给将毫无保障，没有军火，部队是不能打仗的。因此赵恒剔自然竭力反对，可是他在政府中只能代表军方，何况议会也不支持他，结果可想而知。赵恒剔预感到再忍下去，用不了多久，他的部队就会被收编。于是长期关注湖南政局的陆荣廷很自然的找到了机会，双方开始秘密接触，期望能够在对方那找到力量。陆荣廷甚至还打算拉拢陈炯明，可是陈炯明虽然没太大的志向，但是一点也不傻，他知道桂系对广东的热情，要是抛弃孙中山，大概陆荣廷立即就会反目，把他送到乡下去养老。
因此，虽然孙中山在1923年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立宪都督府，并且同时废除了粤军总司令、改组了广东省政府，但是他却不敢接受陆荣廷的热情。况且，孙中山已经接受各方的建议，选举他为广东省省长，并且任命他为参谋总长，一方面他可以通过省长指挥粤省军队剩余军队，另一方面由于都督府参谋总长通过参谋总署同时行使军令、军政权，实际上他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实质的损害，由于“获得高升”，他似乎还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因此政治上还获得了不少额外的东西。
要说孙中山改组大元帅府也可以说是受了民国党攻击的影响，虽说民国党对国民党攻击不多，但是每一次都击中敌人的要害。比如，民国党指责国民党“欲实现民主、扫除军阀，自己却不行民主，成立军政府，如何能够服人心。”自然，同盟地处关外，逍遥自在，几年的光荣孤立，各种民主制度纷纷完善，称得上很多民主人士的心中净土，因此说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孙中山受到民国党的指责已经不止一两次了，像在1921年的时候，在各省拒绝了召开立宪议会的主张后，孙中山十分气愤，他当时甚至主张改组大元帅府，成立和北京分庭抗礼的争取国际承认的“新的全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