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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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担架队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一家伙把刘春雷从坡顶甩到沟底。脑袋摔破了，轻伤变成了重伤。卫生员赶紧跑过来抢救，后勤队队长也气得直骂。
原来，这两个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可搬运的战利品又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候，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捡衣物、粮秣之类的战利品，算是物质鼓励。
地方不同，担架员的性格也不大一样。河北人爱面子，一般先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搞个评比，戴上大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的；山东老乡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老百姓会过日子，看到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农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当然，凡事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躺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不过也总有手脚笨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也没捡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
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没事干，就漫山遍野去捡东西。有个姓傅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情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傅老头选了个洗脸盆子，满意极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两百斤电线到部队来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不要命的。
部队上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如实写，因为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需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手榴弹和子弹也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说到底，咱们八路军总不好意思让民兵同志白帮忙吧。
沙窝战斗后，骑兵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况玉纯政委的带领下配合四分区部队打焦虎集，歼灭了伪二十七军杜淑的独一旅；另一部分由曾玉良团长率领，参加“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些战斗，刘春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七团团长和十一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鲁西南战役已接近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的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
上级决定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五分区游击支队（王道平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游击支队有四百人左右，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游击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觉得后张楼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决定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据点。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骑兵们冲到跟前才发现，地埂上长满了十多厘米高的红柳茬子，像刀子一样插在地上，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
敌人关上了寨门，据点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像墙一样陡。三连的战士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游击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第二十一章曾团长牺牲了（3）
三连冲进据点占住两个角，就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守住院子作困兽之斗。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像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赵指导员捡起来准备扔回去，可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接着，敌人又投来几颗手榴弹，曾玉良团长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游击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部队立刻撤退，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做好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年仅二十九岁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
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1944年，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才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
19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在会上，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随后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原一连长万怀臣升任副团长。
过了不久，刘春雷送一批纸张到滑县去。当时，四分区的《先锋报》报社在滑县，各种宣传材料也在这里印刷，所以缴获了油墨纸张都往这里送。地方干部很热情，把刘春雷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这儿是个财主大院，有汽油发电机，还有电灯，亮堂堂的，把大刘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家财主可不简单，两个少爷聂真、聂元昂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他俩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的名气好像更大一些。
晚上，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赵紫阳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并立刻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
的确，孙步月的罪行使沙区人民愤恨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后张楼一仗也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打了“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障碍地所阻绝；二、战斗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从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
刘春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沙窝战斗中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游击支队，后来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四团，1945年在收复菏泽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在1943年，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说是八路军，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部队，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账了。
第二十一章曾团长牺牲了（4）
土八路是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也不指望蒋介石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进行无谓的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作战，而土八路则经常需要分散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地方部队就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痛，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了。
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经常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就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虽然一般都攻克不了，但只要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行了；民兵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儿也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老百姓就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以前的破袭骚扰转为了拔点攻坚战，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能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电影里的董存瑞打阻击，能把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1944年，骑兵团配合十一分区在湖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电话机跑过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噼噼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
其次，土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