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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笕刖逞盗钒嗟慕饺耸啃暗�12人被押出白公馆牢房，押到步云桥侧面军统的“四一”印刷所房内集体屠杀。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孩子眼见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哭喊着叫妈妈。黎洁霜对特务说道：“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斩草除根！”当着父母的面，丧尽天良的特务杨进兴抢过孩子一枪打死，又将他们的父母杀害。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上午11时，杨进兴奉周养浩之命来到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稽查处的刽子手一起，将关押在市区内中正路（现新华路）“新世界饭店”内的艾仲伦、黄细亚等32人，用卡车押往磁器口松林坡杀害。杀红了眼的杨进兴，身背弹夹，腰间别了3支手枪，一口气杀了6人，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12时许，大屠杀完毕后，杨进兴等刽子手爬上稽查处未熄火的汽车，急匆匆向成都方向逃去。
三
“１１·２７”大屠杀两天以后，重庆解放了。在随即展开的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中，一大批作恶多端、拒不登记自首的反革命分子被捉拿归案，依法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可是，在大屠杀中欠下血债的刽子手仍有少数下落不明。尤其是杨进兴，更为脱险志士和死难者亲属切齿痛恨，抓不到杨进兴，死者难以瞑目，生者万难心安！
整整四个年头又过去了，没有一点关于杨进兴的线索，重庆市公安局于1955年春成立了“追残敌小组”，集中精干的侦察员组成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小组，张开大网，分兵出击，深挖猛追。追残敌小组各路干警，深入全川乡镇，进入各地关押案犯的大小监狱寻找线索，但是，直到年底，杨进兴这个凶残狡猾的刽子手仍然渺无踪影……杨进兴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4）
1949年12月5日，杨进兴逃到成都后的第二天，在成都观音巷“成都大饭店”接受了徐远举布置的潜伏下来打游击的任务，领得１165块银元的活动经费，怀揣着成都警备司令部通行证和与特务接头的介绍信，一行18人朝川北华蓥山方向窜去。途经三台、绵阳到射洪县时，汽车抛锚了。正在这时，听溃兵说解放军已经打过来了，众特务连汽车也来不及修，就在双溪镇过河如鸟兽散四散逃命。
12月11日中午时分，在川北南充县到岳池县的大道上，匆匆走着三位肩扛滑竿的农民。他们是南充县青居乡馨盘和平三村的汪大才、滕明清、滕明忠。当三人走到永安乡红岩湾，迎面碰上了两男两女，那30出头的男子，身高1。8米，眼横眉浓，腮帮子上吊着两砣横肉，穿一身黄呢子衣服，手腕上戴着一块外国游泳表。那女人一头烫发，外穿一件红色呢大衣，不时用公鸭般的嗓子嘀咕着。这对男女身后，一个跟随模样的年轻人，身背一只口大底尖的“山丘”背篼，怀抱一个八九岁的女孩。
“嗨，抬滑竿的‘丘二’（帮工）！”那30出头的男子话音未落，便立刻改换了语气，客气地说，“三位兄弟，我堂客、细娃来不起了，做件好事，帮忙抬到前面永安场。”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带有浙江尾音的四川话，顺手摸出了六角生洋。路上，那两男两女饿了，请滕明清帮他们买吃的。可解放才一天的永安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满街乱窜，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的。滕明清见买不到食物，便提议：“到我家煮稀饭吃，吃个热烙。”
“小兄弟，你家有多远？”
“不远，就在前面山脚下的嘉陵江边上。”
那30多岁的男人沉默了一阵后，转身对那年轻女人和跟随低语了一番，那年轻跟随便独自背着背篼向后转，顺原路走了。然后，那男人领着女人和女孩来到滕家。在做饭和吃饭的过程中，那男人一面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一面介绍起自己的身世。饭后，他便提出想在滕家暂住几天，等路上稍安宁些再走，先付五升米的房租，伙食照实算。老实巴交的滕明清见对方拖堂客带娃崽，说得可怜兮兮的，就答应了下来。
次日，那男的掏出两块银元，托滕明清打酒割肉，请村上保长许绍兵、甲长滕义和邻居滕明忠等7人坐了一桌，吃喝间，那男人叙述了他的身世：
“我叫杨大发，广安县代市场人，6岁那年父母双亡，跟随做生意的叔父杨济生到江苏无锡，给人当放牛娃，10岁开始，靠卖饼子度日。12岁那年到浙江金华做小本生意，卖水果、香烟。民国22年到重庆南岸做水果生意，民国30年与田德俊结婚后，到江北县当过土木石工的包工头。民国32年失火把房子被烧了，只得带着堂客到成都后子门街做水果生意糊口。现在成都兵荒马乱的，只得回老家做庄稼。一想到离家20多年，家中无房、无土、无先人，再想而今眼目下，沿途‘棒老二’（即土匪）又多，在射洪的路上，我们的两只箱子都遭抢了，走路提心吊胆的，所以打算在这里暂住一些日子，等到清静了再离开……”
杨大发把自己的辛酸史说得哽哽咽咽，眼泪直淌，全席人无不为之动容、唏嘘不已，便都同意他在村里暂住些日子，就地谋生。
几天后，杨大发夫妇换上了土布衣服。从此后，他就跟着汪大才、滕明清、滕晓忠等人，搭伙抬滑竿度日。“吃得亏，打得拢堆”杨大发总抢着当后联手，汪大才称赞说：“老杨肯卖力。”杨大发不答腔。
转眼到了正月间，杨大发已经在此住了三个月时间。他付了二十个银元的押金，佃了滕明华的两亩土地耕种。接着，他在村上找了一家姓杨的认了“家门”；又带着堂客和女儿，认了一家干亲家，一家娘家亲。
等到土地改革时，杨大发被划为贫农成分，在烟山脚下扎下了根。凡认识杨大发的人，无不称他是个好贫农。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凡是村上开会，无论刮风下雨、白天晚黑，杨大发从不迟到早退。1951年初，岳池各区、乡政权日益稳固，乡、村建立了贫民协会。杨大发积极协助县委工作队走村串户，用自己在重庆做人力车夫的现身说法，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到动人处，往往声泪俱下。除了在诉苦会上积极发言，他平时还主动参加斗争、看管地主的工作。全村分胜利果实，身为贫农的杨大发分得土地1亩7分，一间半房屋。他又将分得的四斗粮食，拿出一半捐给村农民协会。平日里，杨大发经常天还没亮就出门下地做活。落雪下雨天，别人在家休息，他照常出工。他田里的草锄的干干净净。粪坑积的满满的，粮食年年增产。村上办夜校，他夫妻俩带头报名参加，能识三百多字。成立互助组时，杨大发被选为互助组长。在组里，他主动承担那些又累又脏的活干，还经常帮助组员干活，被评为“模范互助组组长”。乡上修公路，他挑土运石十分卖力，几次把筐绳担断，被评为筑路模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杨大发带头晒干风净自家的粮食，大热天踊跃送粮到仓库，带领全组首先完成任务，受到全乡的表扬。政府推广包谷单株密植等先进耕作技术，他也是带头种植。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5）
1951年1月，杨大发被选为城北乡三村贫协主席。
四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有这么多的好表现，披着贫协主席伪装的杨大发，还是露出了种种令人怀疑的蛛丝马迹。
杨大发刚来到青居乡磬坝和平三村的时候，村上就有农民怀疑他原来就不是干人（劳动人民）。1953年8月，全国大规模地进行第一次普选的准备工作。青居区普选办公室向县公安局反映，青居乡三村有个来历不明的杨大发。审查选民资格时，杨大发自称原籍广安县代市人。县普选办公室发信到广安县代市，却未查到此人的祖籍。
南充市公安局即派政保股副股长和一名侦察员以县普选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份，驻进村里，开展调查。
据抬滑竿的腾明清反映，刚来本村时，杨大发身上穿的是一件黄呢子衣服，手上戴的是十七钻游泳表。他的老婆田德俊头上烫了发，住进村后见有人说田德俊是“披毛鬼”，她才改梳成一个“饼饼头”。
腾明忠反映：1950年农历正月初五，杨大发约他带路到华蓥山烧香。行至南充市新场乡，杨大发突然变卦，叫他先回去，说一个人可以去了。杨大发一个人到华蓥山去了几天。腾回来后对田德俊说：“华蓥山棒老二（土匪）多得很呦，老杨他会不会……”“没来头，华蓥山他有朋友。”田德俊不以为然地说。
正月二十，杨大发又约腾明忠到岳池县去买灯草。买回灯草后，他们挑到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南部县去卖。有一天在南部县老鸦岩陈老板的栈房内投宿，因他们身无现钱，想拿灯草作抵。但陈老板不要实物。杨大发气愤地说：“也是解放了，不然我叫你生意都做不成。”
还有这位贫协主席实际上并不贫困。与杨大发一起抬滑竿的汪大才等人反映：1952年12月，杨大发曾拿了一个一钱多重的金戒指，到南充市卖了16万元（旧币）。不久又把他女人的红呢子大衣拿去卖了4万元。村民们发现杨大发进城赶集，往往会下馆子，有时提上一大刀猪肉、猪下水什么的回来，嘴里还喷着一股酒气，跟人打招呼。
一次，某村民家娶儿媳，大宴宾客。远亲近邻都赶份礼去祝贺一番。一般人家送点挂面、水果或两三块大洋而已。杨大发出手大方，一下就送了10万元（约合人民币100元），引得村民啧啧称奇。
村贫协要修几间瓦房作为办公地点。当全村老少都为经费发愁时，杨大发激动之下，拍着胸脯打保票：“乡亲们，别着急。这有啥子嘛！我随便拿它几两黄金就解决问题。”事后，他自觉失言，又极力否认自己有黄金。
杨大发家隔壁是位名叫胡德清的老农民，他与杨是同一个互助组的。老人家上了年纪，睡眠不好。他时常看见杨大发在夜深人静时，夹着一个铁盒子，鬼鬼祟祟地上山去，后半夜才回来。有一次，他夜半小溲，撞见了杨大发正夹着那铁盒回家。
李仁厚关切地问道：“杨主席，你怀里的那个铁盒子是啥子哟？”
杨大发顿时惊慌失措，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第二天，他赶到李仁厚家，给了李大爷五块大洋和一件棉袄。
……
侦察干部深入群众3个多月，从杨大发表现好的背后深处，发现了种种可疑点。把这些可疑点串起来，勾画出的杨大发是个奇怪的贫农。杨大发刚解放时来烟山脚下落户，一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四川省公安厅一处对有关杨大发的线索进行认真研究后，明确指示南充地区公安处直接掌握指导、布置县局进一步查明情况。地区公安处王江夫处长和县公安局局长康功，亲自主持研究侦控方案，决定由一股股长宋子明、副股长吴英昌、侦察员青长明、黄同伦、曾凯、张中桃、文义彬、赖永金等八人为专案组成员。吴英昌等四人住在青居乡和三村，以搞普选、成立互助组、推广少秧密植等中心工作为掩护，深入开展调查。侦察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掌握了3000多份零散检举材料和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