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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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期间，蒋介石曾希望杨虎城能向他低头“认罪”，表示悔过，揭发共产党的“欺骗”，以此作为他们进行反共和对内训示的材料，结果被杨虎城严词拒绝。蒋介石对杨虎城愈发恨之入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虎城一家都十分高兴，满怀希望能够被释放。回想自己为了要求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扣押了蒋半个月，结果被蒋囚禁了8年之久，杨虎城悲愤万分。不料，1946年杨虎城一家又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继续监禁。在那里，特务队长龚国彦向前来视察的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汇报，杨虎城认为抗战胜利一年多了，仍然不释放他，很愤慨。抗战胜利两年后，谢葆真因遭受长期迫害，精神恍惚，含恨辞世。从此，杨虎城天天以她的骨灰为伴，直至自己被害。
二
1949年1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节节败退，蒋的精锐部队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以李宗仁为首的倒蒋势力再度占据了上风，李宗仁还调动自己保存下来的桂系部队向南京方向移动，欲以武力抢夺总统职位，演出了一幕新“逼宫”的好戏。加上连年争战，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内外交逼之下，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登台后，为了与中共“划江而治”，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但是李宗仁虽然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而退居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情，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执行。当时毛人凤已经率领保密局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
代总统见自己的命令迟迟不能兑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当时杨虎城被囚禁在重庆，外界不少人都知道。杨森不但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的好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所以杨森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他也不知道杨关在什么地方。其实杨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而且还经常与杨见面。杨森怕日久生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暂迁别处。
当时周养浩任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杨森把他的主意告诉周养浩后，周就打长途电话给毛人凤，在电话里用浙江江山县土话向毛请示，经毛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当龚国彦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虎城大怒说：“代总统有命令释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硬说软劝都没有结果，而且还吵了多次。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3）
龚国彦只有去请周养浩来劝驾。与对待其他的军统特务不同，杨虎城对这个学习法律出身的周养浩颇有好感。周养浩来到杨的住所，对杨再三说明利害关系：“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杨虎城的一向称呼），咱们不走不行。虽然有代总统的指示，但是没有总裁本人的命令，什么人说话都不能作数。现在国内外的形势你也是知道的，释放你还不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就是一直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你就先再忍耐一下吧。”就这样，又僵持了一天，杨虎城才答应去贵州。但是提出要先解决三个条件：第一，要撤换龚国彦，因为几年来龚对他的折磨够了；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个看守所里调出来一起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凤亲自批准。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养浩便匆匆把他们一起送到贵州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住房内。这里是贵州的风景区之一。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在这里为蒋修了一所公馆，实际上蒋就根本没去住过，完全都是戴笠自己享受，当时军统成为麒麟公馆。杨虎城在这里住了7个多月。他每天留心看报，了解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连战连捷的情况。他这时更加谨慎，从不对时局表示态度，怕引起蒋介石对他更加怀恨。而代总统释放他的命令早成了废纸，也再无人提起了。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他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就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置，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的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同时蒋还对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400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时指示毛人凤：“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新中国成立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屠杀400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杰作”。
三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又派周养浩去解贵州接杨虎城。临行前，毛人凤召集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最后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
周养浩来到贵州后，仍然欺骗杨虎城说：“老先生，总裁现在到了重庆，想要见见你。你们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也该好好谈谈，有个了解了。我给您提前道个喜，这次很有希望就会释放你了啊！”杨虎城屡次受骗，心中自然有数，自从他回国后，蒋介石从来就没见过他。现在眼看就要全国解放了，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所以这次他的态度很镇静。周养浩在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
毛人凤接到周养浩的报告后，便下令先一天（约在1949年8月底9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1949年9月6日黄昏，几辆黑色小轿车沿山路疾驰。车上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周养浩脸色阴沉，显得心事重重。同赴这趟行程的还有被解押去重庆的杨虎城等人。当杨虎城所乘汽车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到重庆过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在松坎小客栈内睡了一个午觉，一面通知重庆做好一切准备。
下午四点，他们才由松坎出发，快到重庆天已黑下来。刚到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轿车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拦停在路边。周养浩一脸疲惫地接过杨递上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看完便条，周养浩不动声色，朝杨进兴打了声招呼，返身钻入自己的黑色小轿车内，扬长而去。便条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笔所书。接下来杨进兴便让特务们准备好轮渡，安排他们过江，并随车一同到松林坡。
当周养浩坐在“中美合作所”杨家山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时。押解杨虎城一行人的两辆车正翻山越岭，直奔重庆戴公祠。前面的救护车上坐着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后一辆车拉着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林侠）、儿子振中（小萝卜头），及在狱中出生的杨拯贵和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4）
深夜11点半左右，杨虎城的汽车到达歌乐山脚下。等候多时的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把杨虎城架出车外。“请主任在戴公祠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之后乘飞机去台湾。”望着山上影影绰绰的楼房，杨虎城没有多说什么。在特务队队长张鹄的带领下，杨虎城一行登上300多级台阶，来到戴公祠大门前。此时，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4名军统特务早已埋伏在楼内。
杨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三百多级石阶。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20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杨虎城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他们手握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徐林侠夫妇房内时，宋氏夫妇一看这副杀气腾腾的凶相，知道难逃一死。宋夫人便向凶手们要求饶恕两个孩子。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语不发，向他们身边逼过去。这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吓得抖个不停。当宋氏夫妇被逼到墙边无路可走时，凶手们抢一步跳了过去，向他们劈胸几刀。这时，孩子们惊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凶手们一面用刀刺杀宋氏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喊：“不准哭！”孩子们吓得把哭声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当凶手把从大人身上的匕首拔出，又走向孩子时，这两个天真的小孩子，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以为可以免于一死。灭绝人性的特务哪管这些，当第一个孩子被凶手从背上一刀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住他。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小朋友被凶杀。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他们杀完以后，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持的凶手周养浩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结瓜分了。杨虎城和他儿子尸体的面部，被特务淋上镪水后，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20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沈醉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旁人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凤向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四
1949年11月29日，重庆已城破在即，重庆近郊的白市驿机场，陷入了一片离乱纷忙。不远处的巴县海棠溪一带已是炮声隆隆，刘、邓两路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上下正纷纷逃离这座曾被他们寄予了无限厚望的陪都。
上午，浓雾刚刚散去大半，只见几辆小轿车在荷枪实弹的军警簇拥下，有些慌不择路地驶入了停机坪。不待轿车停稳，一个身着中山装的胖胖的中年人便弹出车门，直朝那架硕大的运输机奔去。
这是毛人凤在城破之际，意欲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