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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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牌子Erard…Gaveau…pleyel'埃哈…嘉沃…波莱叶尔'你都接触过吗?印象怎样?两年多没有音乐杂志看,对国外乐坛动态更生疏了,究竟有什么值得订阅的期刊,不论英法文,望留意。Music&Musicians'《音乐与音乐家》'的确不够精彩,但什么风都吹不到又觉苦闷!
两目白内障依然如故,据说一般进展很慢,也有到了某个阶段就停滞的,也有进展慢得觉察不到的:但愿我能有此幸运。不然的话,几年以后等白内障硬化时动手术,但开刀后的视力万万不能与以前相比,无论看远看近,都要限制在一个严格而极小的范围之内。此外,从一月起又并发慢性结膜炎,医生说经常昏花即由结膜炎分泌物沾染水晶体之故。此病又是牵丝得厉害,有拖到几年之久的。大家劝我养身养心,无奈思想总不能空白,不空白,神经就不能安静,身体也好不起来!一闲下来更是上下古今的乱想,甚至置身于地球以外:不是陀斯朵伊夫斯基式的胡恩乱想,而是在无垠的时间与空间中凭一些历史知识发生许多幻想,许多感慨。总而言之是知识分子好高骛远的通病,用现代语说就是犯了客观主义,没有阶级观点……其实这类幻想中间,也参杂不少人类的原始苦闷,对生老病死以及生命的目的等等的感触与怀疑。我们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上辈,多少是怀疑主义者,正如文艺复兴时代和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人一样,可是怀疑主义又是现社会的思想敌人,怪不得我无论怎样也改造不了多少。假定说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就偏向于生死的慨叹,那又中了土大夫地主阶级的毒素(因为不劳而获才会有此空想的余暇)。说来说去自己的毛病全知道,而永远改不掉,难道真的是所谓“彻底检讨,坚决不改”吗?我想不是的。主要是我们的时间观念,或者说timesense'时间观念'和spacesense'空间观念'比别人强,人生一世不过如白驹过隙的话,在我们的确是极真切的感觉,所以把生命看得格外渺小,把有知觉的几十年看做电光一闪似的快而不足道,一切非现实的幻想都是从此来的,你说是不是?明知浮生如寄的念头是违反时代的,无奈越老越是不期然而然的有此想法。当然这类言论我从来不在人前流露,便在阿敏小蓉之前也绝口不提,一则年轻人自有一番志气和热情,我不该加以打击或则泄他们的气;二则任何不合时代的思想绝对不能影响下一代。因为你在国外,而且气质上与我有不少相似之处,故随便谈及。你要没有这一类的思想根源,恐怕对Schubert'舒伯特'某些晚期的作品也不会有那么深的感受。
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Concerto'协奏曲'。也梦见弥拉和凌霄在我们家里。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团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从照片上看到你有一幅中国装裱的山水小中堂,是真迹还是复制品?是近人的抑古代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
聪,五月十七日航空公司通知有电唱盘到沪。去面洽时,海关说制度规定:私人不能由国外以“航空货运”方式寄物回国。妈妈要求通融,海关人员请示上级,一星期后回答说:必须按规定办理,东西只能退回。以上情况望向寄货人STUDIO99'九十九工作室'说明。倘能用“普通邮包”寄,不妨一试。若伦敦邮局因电唱盘重量超过邮包限额,或其他原因而拒收,也只好作罢。譬如生在一百年前尚未发明唱片的时代,还不是同样听不到你的演奏?若电唱盘寄不出,或下次到了上海仍被退回,则以后不必再寄唱片。你岳父本说等他五十生辰纪念唱片出版后即将寄赠一份,请告他暂缓数月,等唱盘解决后再说。我记错了你岳父的生年为一九一七,故贺电迟了五天才发出;他来信未提到(只说收到礼物),不知电报收到没有?我眼疾无进步,慢性结膜炎也治不好。肾脏下垂三寸余,常常腰痠,不能久坐,一切只好听天由命。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反党集团事谅你在英亦有所闻。我们在家也为之惊心动魄,万万想不到建国十七年,还有残余资产阶级混进党内的分子敢如此猖狂向党进攻。大概我们这般从旧社会来的人对阶级斗争太麻痹了。愈写眼愈花,下回再谈。一切保重!问弥拉好!妈妈正在为凌霄打毛线衣呢!
五月底来信及孩子照片都收到。你的心情我全体会到。工作不顺手是常事,顺手是例外,彼此都一样。我身心交疲,工作的苦闷(过去)比你更厉害得多。
附录…傅聪写给父母亲的一封家书
此信系母亲朱梅馥抄写寄给香港友人萧芳芳的母亲,信中英文由父亲用毛笔译注(现排作脚注)。抄件第一页右上角有父亲的批注:“新西兰5月20日邮戳,上海5月27日到。”现据香港友人提供的照相副本排印。——傅敏
亲爱的爸爸妈妈:
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
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到东南亚来虽然不是回中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harmony①,人和人的harmony,人和nature②的harmony。
我在艺术上的能够不断有进步,不仅在于我自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无形中时时刻刻都在化,那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才能。尽管我常在艺术的理想天地中神游,尽管我对实际事务常常不大经意,我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
我在东南亚有我特有的听众,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西方音乐的,可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他们尽管是门外汉,可是他们的sensibility①和intuition②强得很,我敢说我的音乐reachthemmuchdeeperthansomeofthemostsophisticatedaudienceinthewest。③我这次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有特殊的任务,有几个西方艺术家有这种senseofmunication呢?④这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最成功的也只有用一种personalityforcesthepublictoacceptwhathegives。⑤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everythingishorizontal;musicishorizontal;esfromno…where,goesnowhere,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itishorizontalbetweentheartistandthepublicaswell。①(按聪所谓“水平式的”,大概是“横的、纵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文化都是以不知不觉的渗透。'就是从水平面流出来,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我对莫扎特、舒伯特、裴辽士、萧邦、特皮西等的特别接近也是因为这些作曲家都属于horizontal'水平式'型。西方人对深度的看法和他们的基本上verticaloutlook②有关,难怪他们总是觉得Bach—Beethoven—Brahma'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是summitofdepth③。
而我们的诗词,画,even'甚至'建筑,或者是章回小说,哪一样不是horizontal'水平式'呢,总而言之,不是要形似,不是要把眼前的弄得好像显微镜里照着那么清楚,而是要看到远处,看到那无穷无尽的horizon④,不是死的,局部的,完全的(pleted),而是活的,发展的,永远不完全所以才是真完全。
这些杂乱的感想不知能否表达我心里想说的。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促膝长谈,才能倾诉一个痛快,我心里感悟的东西,岂是我一支笨笔所能写得出来的。
现在给你们报告一点风俗人情:我先在意大利,在Perugia'佩鲁贾)和Milan'米兰)附近一个小城市Busto—Arsicio'布斯托—阿西齐奥'开两场音乐会。我在意大利很成功,以后会常去那里开音乐会了。在雅典匆匆只有两天,没有机会去看看名胜古迹,音乐会很成功,听众热烈得不得了,希腊人真可爱,已经是东方的味道了。阿富汗没有去成,在飞机上,上上下下了三天,中间停到苏联Tashkent'塔什干'一天,在那里发了一封信,不知为何你们会没有收到。然后在曼谷住了一星期,住在以前在英国时的好朋友王安士家里。泰国的政治腐败,简直不可设想,我入境他们又想要敲我竹杠,我不让,他们就刁难,结果弄到一个本地的英国大公司的总经理来签保单才了事。Hehastoguaranteewiththewholecapitalofhispany,whichesuptomorethanl0millionpounds,我从来没有想到Iamworththatmuch!①听说泰国政府对中国人处处刁难,最坏是中国人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