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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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在美国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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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
——一个古朴的水桶定理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选修教育专业的不多，坚持读完的更少。
说来有点儿俗，我选修教育专业的动力，来自那个插队时还似懂非懂的“水桶定理”。
农伯说：“小黄，其他可以了。还是弄弄最差那块桶板…”
20年后，远渡重洋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洋插队”。教授说：“Mr．Huaflg，还是选修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能在影响或者决定性影响贵国发展的有关专业吧……”
20度春秋，浩海如烟，竟然时空交错，殊途同归，还是周旋于那块最差、最短桶板的深造哲理。
1993年拿到博士学位至今已五年有余，小“洋”楼有了一栋，虽不是豪宅，也占地近六市亩。
有初通风水者耳语：此宅很有点风水，四已得三——“前有横流”门、溪，“后有靠山”；“左有青龙”（道路），只缺“右有白虎”。
妻问：“什么是白虎？”
此君狡黠一笑：“Excit Question！”
博得众人哄堂。
后来把服役多年的道吉轿车换成凯迪拉克，教授们就有人半椰输半赞叹为“美国梦”。
但我自己心里常常有点莫名其妙地不安！
一天夜里，梦回插队时群山中那树碧波湖湖的水库，我在光着身子“泼鱼”——当地一种捉鱼的方法，即围堰般围好一小片水，将堰中之水一桶一桶地“泼”到外面，直到堰内的水差不多干了，才抓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不管堰堤围得多好，漏水总是难免的，这样“泼鱼”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且泼水的桶一定要好。不然，漏进堰堤的水比拨出去的水还快还多，就永远别想抓鱼了。
那夜的梦中，鱼儿都蹦裆了，水就是泼不完……
猛一抬头，只见户主阿奇在笑。
再一低头，发现手中的桶桶板参差不齐，根本盛不了水。
于是，我醒悟了，那个促使我选修教育专业的原动力常常暗地里作弄我，搅得我不能安宁。
又于是，这种内心的不安成了一股骚动，进而变成一种冲动！我想为曾经养我育我的那片土地写点东西，写一本有关教育的小册子。
怎么写呢？
在美国流传着一个笑话。
有个美国人，大概还是个学者，访问中国一个月，回来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他第二次访华，待了三个月，这次只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后来，他又到了中国，一待就是一年，返美后竟然没有提笔写作哪怕只言片语。
人们觉得奇怪，怎么会待的时间愈长写的东西愈少？
此公意味深长地笑笑，才说：“当你对某个事物了解得越多，你会越发感到自己了解的太少。我在中国待了一年，我发现中国文化是那样博大精深，反而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太渺小、太肤浅，以致无从下笔。”
我总觉得这个笑话是在说我。
刚到美国时，应邀作演讲，最喜欢听众提问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什么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是在起跑线判决学生，而美国高教是在终点线判断学生；什么中国的教育观念崇尚父母与子女般的师生关系，而美国的师生形同路人……
说的滔滔不绝，听的津津有味。
但是当我对中、美教育比较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入，研究得越系统，越不知道怎么回答美国听众的提问。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的孩子在美国学校都那么出人头地？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落后？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很好，为什么留学生的孩子一旦回到中国就根本无法跟班？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美国是公认的科技强国？
越了解得多，越研究得深，就越感觉答案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就越欲言又止，欲罢不能！
越想找一个全面系统的答案，就越觉得没有找到答案。
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按要求，设计了有关课程的教案。
有一位热心的教授看我的讲义后，表示满意。但很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我多次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但不少地方只有质疑，没有答案。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这不好！
第二是讲义中有错别字，过去是学生可以有错别字，当了老师就不允许了！特别是要板书在黑板的，一定要谨慎！
老教授对我的厚爱是显而易见的，我诚惶诚恐地表示自己的深深感激，并作了修改。
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多位教授对我的提问让人难以置信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
有一次，我对一个问题穷追不舍，一位我十分敬重的知识非常渊博的教授稍有愠色地抬起眼睛对视着我，说：“我已经告诉你啦，我不懂！”
我的一位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的教授更是坦诚：“我一向对哲学感到头痛，你今天对'我'和'自我'，'无意识行为'与'有意识行为'这两组概念的纵横交叉坐标的哲理论述，还有'概念'和'观念'的异同分析，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哲理思维成问题……”
只有神才是完美的，但尘世间没有完美的神。
我不是教育理论权威，我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和成功的实验，对许多教育问题也找不到完整的答案。但我有不解的惶惑，有百思后的疑问，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真实的思考。
我想把我的不解、疑问、经历和思考写成一本小册子，与我大洋彼岸的同胞交流！
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不求结果，只求过程？”
我想起了那位我十分敬重的知识非常渊博的教授稍有愠色的眼睛。
没有过程哪有结果！？
有“不懂”才会有“懂”！
没有启疑哪来解惑？
中国的中学生屡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但中国高校从来没有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人才，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百慕大三角区”似的迷惑？孩子的创造性能不能由老师来教？有了计算器，还要不要背九九表？……
但愿有人能沿着这个探索过程，最终找到一丝半缕的结果！
我无意把这本小册子写成让美国教授都头痛的哲理论著。
我有跨文化的经历和自己独特的视角：我在中、美两个不同的教育体制中读过书，教过书，研究过教育理论。
我想把我这些年来的疑问、对比和思考，用我和我的家庭的亲历和见闻平白地叙述出来。
让中国的老师、孩子和家长们一道参与这个“启疑”的思考过程！
一、创造性能不能教？
尴尬的问题
能不能在课堂上“教”创造性？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别扭。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始提法是“美国的老师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
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要回答“怎么教创造性”？必须先回答“能不能教”的问题。因此，我把问题变为“创造性能不能教？”
希望读者在往下读之前，先思考一下“创造性能不能教”这个问题。如果能教，为什么？倘若不能，为什么不能？然后，再带着自己的答案或想法读下去。
美国的教育制度鼓励人们“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大学里有许多在职学生，甚至一些已退休的老人。
达琳·叶格是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市郊一间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
1994年11月，达琳作为访问交换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学术交流。她的学术交流计划含三项最基本的内容：
第一是给中国孩子上美术课（主要是绘画和手工）；
第二是与中国的教师进行美术教学的学术交流；
第三，因为她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此次访华之行可作为一次独立自学的实习课，如能拿出一篇像样的学术研究报告，可获3一4个学分。
当然，到了中国这个地方，不游山玩水、吃喝一番也是不太说得过去的。
达琳与另一位同行的同事原打算修我的“中国文化”课，但后来因时间安排的冲突，我们没有挂上师徒的名分。
由于她的实习导师塔克曼博士是我儿子来美时的经济担保人，孩子叫他作“爷爷”，与我更有父子般的情谊。征得系里同意，塔克曼博士邀请我参与了达琳整个实习计划的设计和审批。我还在她的阅读书目中塞进了本人的拙作《开启长城的大门》。
达琳的中国之行，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有不少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但与主题无关，只好割爱。
这次访华，给达琳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
不少中国的老师请教她：“在美国的学校里，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并再三要求她在课堂上作示范。
这位美国小学教师感到很困惑：创造性怎么能“教”呢？！她更感困惑的是，无论她怎么解释创造性是不能“教”的，中国教师都不知所云。
在达琳的自学实习汇报会上，说到这里，她停住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望着我。
我心想：“哎呀，她对中国的学赞不绝口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望我！”
我摇摇头，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妙语：“创造性的翻译恐怕也是个问题。”
我的这句话可以正面理解为：“创造性”这个词可能没翻译好，以致引起双方的误解。也可以理解为一句打圆场的笑话，即翻译人员的“创造性”的误译，使大家产生误解。
我的话引得人们哄堂大笑。不知是善意地笑我的机智，还是给我一个台阶，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在我自己的内心，这个台阶就一直没下得来！
当我从达琳的口里得知，中国的教师提出“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我的心着实震动不小。因为“创造性”这个被中国的教育界长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终于又被提了出来，实属可喜！
然而，“到底创造性能不能教？”在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心里，是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打上问号的。因此，他们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我问达琳：“您在中国喝过酸辣汤吗？尝过怪味豆吗？”
很遗憾，她说只喝过酸辣汤，没吃过怪味豆。
我告诉她，这样她可能不容易理解我的心情。当我听到中国教师问她“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时，就像就着怪味豆喝酸辣汤一样，难以说出个中滋味：有惊、有喜，更多的是尴尬和遗憾。
后来，我又在1995年12月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训练创造性思维”的提法。
这就是说，在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认识中：创造性是可以“教”出来的！创造性思维是可以“训练”出来的。绕不开的定义
许多读者可能不喜欢与定义打交道。
当然，能尽量避开枯燥的定义，那是再好不过的啦！但在有些核心问题上，如果读者与作者在定义上不统一，就会像一个没有定好调的乐队，各吹各的调，各拉各的曲，奏（凑）不到一块，弹（谈）不到一块。
因此，要阐述“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