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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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逢人就讲，遇机会就说：都画些什么、学些什么呀？老师哪里是在教绘画，那简直是在放羊！放羊也还有个范围呀……
于是，儿子的主要活动又回到了幼儿园里。
幼儿园有一面占了整幅墙的巨大镜子，镜子后面是一间观察室。家长可以通过镜子看到小孩子的一切活动，而小孩子看不到镜子后面的家长。
刚开始坐镜子后面时，很有些不习惯。当孩子走到镜子前冲着你笑，或冲着你做鬼脸，或冲着你有表情地说话时，你一定会本能地收缩神经，并“自作多情”地小小惊上一惊！
但当你意识到孩子并没有看到你，他们是在自己对着自己做表情时，你会觉得很刺激，很滑稽，也很有意思。
那种感觉很是特别，你可以窥视到没有家长在身边时的真正的孩子的世界。我相信许多家长可以津津有味地在观察室坐上一整天。
有一天，在观察室里，我突然发现妻子的注意力并不在儿子身上。我捅捅她：“喂，开什么小差？”
她努努嘴，“看墙上那些画，你能认出儿子的画吗？”
我往墙上一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儿子的画像模像样的，在那些“无方圆没规矩”的画群中，很突出、很显眼。
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从心底升起，随即又隐隐有一丝莫名其妙的不安。
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
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要问的“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到底指什么？没有人去深究。
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也只有在他们认为好的时候，才问“好不好”？如果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好的，一扔了之。
现在我们来深究一下，儿子为什么画完画后都要问“像不像”？他所问的“像”到底又指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当三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
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是不太清楚的，甚至是很模糊的。
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
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可能也会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像不像”的问题，就可能含有“像不像”生活中的竹子的疑问，而不仅仅是“像不像”那幅画了。
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逻辑思维或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现存的许多优秀的“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
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当孩子们以“像不像”来发问时，我们做家长或老师的也往往以“像不像”来回答孩子。只不过我们的“像不像”的依据，抑或是老师的画，抑或是现实生活的实物，甚至兼而有之。有时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是依据？
总之，要回答“像不像”的问题，一定有一个依据。不然就不可能逻辑地回答“像不像”的问题。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到内心想像的过程中自由地“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其他糊涂”的画。
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回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
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更多的是逻辑思维。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完全可以是形象思维。
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
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一样的事物——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
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原来当时已近圣诞节，那是学校为了给达琳营造一个友好和谐的气氛而画的。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例子，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由于没有“心'的参与，这只能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可以说那是一个类似”复印“的过程。
长此以往，他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
由于在他的眼里只有别人的画，于是在他心中就很难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别人。
怎么样才能启发他内心的创造灵感呢？
我认为只能从他内心的形象思维着手。
一次，我让妻子和儿子都画同样的一幅老鹰国画。表面上看，两幅画都很”像“。我让他仔细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说：“妈妈的老鹰很温和，有点像鸽子，最多像公鸡，看了不怕人。我的呢，我的老鹰很凶猛……”
我告诉儿子，这就是他形象思维的个性，表现了他内心对事物的理解的特点。
我还告诉他，如果我要画儿子，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霭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
要画就画心中的儿子，而不是照片上的儿子。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在美国学校里与一位采取中国教学法的绘画老师产生了冲突，这是后话。
把技能看成创造，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原因之一。
其实，绘画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利用的技能，也可以是一种扼杀创造，重复他人的一种技能。
技能是可以由老师传授的，但创造性是无法教出来的。
根据定义，技能是指“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据此而论，许多中国孩子具有的是相当好的绘画基本“技”巧，以及很高的COPY（拷贝）的“能”力，但欠缺基本的创造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的概念？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训练”这个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
从上述定义来看，“训练”的概念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一定的模式让受训者重复地“练”以达到预期的要求。
二是未明确规定或限制受训的对象必须是人。也就是说，被训练者可以是万物中最聪明的人类，也可以是猫狗马牛等动物。
写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以狗的训练为例。
我们家养有一条非常可爱、非常通人性的德国猎狗与英国牧羊犬的混血型大黑狗，英文名字叫“LUCky”，即“吉祥”的意思。如音译成中文，就有点不太好听，与“垃圾”的音有些相似，我们还是叫他“吉吉”吧。
吉吉之通人性，简直到了难以让人相信的地步，也因此成为我们家的第四个成员。
1997年夏天，妻子和儿子回国去了，我和吉吉留下看家。开始几天，每到黄昏，吉吉就坐立不安、失魂落魄地在门口走来走去不肯回家。看那样子实在可怜，我就到宠物商店买回来价值约3美元一听的罐头，哄着他吃。慢慢地吉吉也有了人类的通病——遗忘。
一天，我与儿子通越洋长话，儿子问及吉吉，我把上述情况告诉儿子，儿子很有些伤感。
吉吉听到我在电话里提到它，就磨磨蹭蹭地挨到我身边。
于是我突然来了灵感——让儿子与吉吉通两句越洋电话。
当听筒放到吉吉的耳边，地球那边传来儿子呼唤吉吉的声音：“吉吉，吉吉，你听到了吗？我是矿矿，你想我吗？我天天都想你！不要难过，还有两三天我就回去了……”
吉吉一听，就跑到门边，伸出小爪子扒呀扒的，还呜呜地哭……
我把这情景告诉地球那端的儿子，谁知道儿子也流了一夜的泪。
这么通人性的吉吉却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在矿矿比赛足球的时候，乱喊乱叫像个没教养的赖狗。
每次矿矿去比赛足球，吉吉是我们家最积极的一个。儿子一开始穿足球袜、足球鞋，吉吉就蹿前蹿后，急不可耐地鸣鸣呀呀闹着要走。
在美国，一般都要送狗上专门的“狗校”受训的。由于这是我们养的第一条狗，有关规矩不太懂，说是给矿矿的12岁生日礼物，实际是养来看家的。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狗就是狗，低人一等，根本不可能像有些美国人那样，让狗也似人般有模有样地上桌就餐。
据说，在狗的眼里，“人”也被看成狗，是其同类。也就是说，当家里的狗与人同处的时候，它把人都看成了它的兄弟姐妹或长辈。当它把我们其中一个当成“狗王”来崇敬时，它会四脚朝天，收缩前爪，朝这个“狗王”翻肚皮的。这种崇敬狗王，看家守院，追逐猎物等等行为都是与生俱来的，不需后天的训练。而许多良好的行为是要送到狗校训练才能形成的，但光送狗去还不行，还得要那位被狗尊为“狗王”的人一同到狗校受训。
在我们家，我就是那位荣幸地被吉吉尊为“狗王”的人。首先，我压根儿没想到要送吉吉去狗校受训，能崇敬“狗王”，看家护院，就算尽心尽职了，还能奢望什么？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