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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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的另外两位妇女像是不经意地抬头打量了我一眼。
校长助理看上去要比我想像的年轻些,很有礼貌,一张口就向我道歉。说他知道矿矿其实是个很好的学生,不但学习好,还从未被送到过他的办公室。这次看来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他本不想惩罚矿矿的,但无奈的是学校的条例已明文规定,他实在不能更改。为了显示他的宽宏大量,他慷慨地把三天惩罚改成两天半。
同我说话时,他一直都很尊重地看着我,并没像矿矿所描述的那样,边同人说话边敲打计算机的键盘。
他从桌上拿起两张打印得非常整洁的文件递给我。这是一份学校的正式通知。
第一张上面写着:
亲爱的家长:
你的孩子黄矿岩今天在学校午餐时与同学发生争执,以至于造成他人受伤。鉴于该行为违反了学校董事会所定的条例,特给予黄矿岩停课三天的惩罚,从XX年XX月XX日到XX年XX月XX日,这三天作为缺课处理,所有作业、考试成绩均为零分。
你若对此有疑问的话,请与学区董事会联系。电话XXX-XXX-XXXX
你忠诚的XXX.xXXX
第二张是个表格,列有犯错误的原因、时间、处理意见,以及家长和校长的签字,等等。
一切都是照章办事。我除了道歉还能说什么呢?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带着儿子从教学楼走了出来。我没有说话,儿子也没出声。
这同一个月前的全校表彰会对大不一样,那天矿矿前前后后得了五六个奖,上了好几次颁奖台。当我们一家从这个教学楼走出来时,周围的眼光都是敬佩和善意的。甚至还有不相识的人走过来道贺。
我没有过多地指责儿子。从他那忏悔的眼神里我看得出,这个教训已让他学到了不少东西。缺了三天课,其中那几门有考试的课程,矿矿的成绩从A掉到B。他一本正经地向我发誓,一定要在学期结束之前把成绩变为A。后来他果真做到了。以后再也没发生过在学校与同学打打闹闹的事。
现在国内对教育发明不少新提法,什么“成功教育'”、“愉快教育”、“情景教育”、“性恶教育”,等等。我觉得有些提法值得商榷。
“成功教育”,这话讲等于没讲。“成功”是一个形容词,可以是主观愿望,也可以是客观事实。从主观上说,谁不想成功?凡主观愿望想“成功”的就是成功教育?从客观上讲,也缺乏科学性。什么是成功的标志?高升学率?素质的全面发展?什么是成功的标准?没有客观标准,任何教育都可以称之为“成功教育”。所以说,这个提法没有实际意义。
“愉快教育”和“情景教育”说的是某种“教学”手段或形式,而不是教育的目的。“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应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训练人“应试”的能力。总不能说“情景教育”的B的是为了某种“情景”,“愉快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愉快”。
“愉快教育”和“情是教育”只能是某种可以为“素质教育”甚至“应试教育”服务或利用的“教学”手段或形式。反之,我们不能说“素质教育”或“应试教育”是为“愉快教育”和“情景教育”服务和利用的手段或形式。
目的和手段(形式)的种属关系和层次是不同的。所以说这些提法不够科学,也不够严谨。现在想讨论另外一种提法:“挫折教育”。
1999年1月22日的(广州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摘录如下:
昨日,54名小学生在贵阳一养牛农场度过挫折教育冬令营。孩子们第一次远离父母,学习劳动与团结合作。
劳动锻炼就说劳动锻炼,冬令营就是冬令营,似无必要加上“挫折教育”这种让人看起来帽大头小的桂冠。劳动不一定有挫折,冬令营生活也不一定有挫折。即使碰到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困难,“锻炼”二字已经足以涵盖所有意义。
倒是犯错误的经历及其自我教育的过程,与“挫折教育”更名副其实一些。
据说,到大连万达足球队执教的英国守门员教练吉米·里默说过:他不赞成守门员一失球,就把守门员换下来。他有时宁愿守门员犯错误。年轻的守门员必须有过犯错误的经历。他必须通过犯错误才能改正错误,也才能不犯类似错误。因为犯了错误才知道怎样去避免再犯错误。
我觉得,里默的话更精确地概括了“挫折教育”的精要。
美国是个法制社会。法律条文摆在那里,没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你不要犯错误,有的只是照章办事的人员。
国内有一个理论是:“在学生犯错误的内在念头刚刚萌生,但还未变成外在的行为之前,就要及时加以制止。”但是,美国学校的惩罚制度,允许孩子在走上社会以前有犯错误的经历,有了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经历,才有可能在将来不犯或少犯错误。
九、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观念问题
到底什么是教育之目的?
1992年,我到夏威夷州的火努鲁鲁,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檀香山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说是国际会议,那是因为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国,其实主题是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英文原文是Chin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译成中文,还不太好译。有人把它翻译成“为了21世纪的中国教育”。我赞成把它译作“展望21世纪的中国教育”。让通英语者见仁见智吧。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我正好和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坐在一桌吃晚餐。菜还没上,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闲聊。我那时还是那种跃跃欲试、精力有点过剩的学生,很想与一些成名的人物“过过招”,以试试自己的“功力”。看了看同桌的各位,女的约占一半,“好男不跟女斗”;而同辈中人,又胜之不武,;剩下三四位长辈,我挑上了那位“自我感觉良好”的“拿”牛津腔的牛津大学教授。
“某某教授”,据说英国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被称为博士,而喜欢被人称作教授,因此我称他教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他大概领教过这种来者不善的刺儿头学生,犹豫了一下,说:“为什么不呢!
教育问题,随手一捡就能装一大多。那些太复杂的问题,人没说,自己就得先说一大通,弄不好有卖弄之嫌。挑个简单的,也就是还没有从教授那里得到满意答案的。
“什么是教育之目的?目标和目的有什么不同?”
教授眼睛一亮,随即又是那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干笑两声,“嘿嘿”地突然提高嗓音,“他问我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作出一副不屑一答的样子。
我知道他这是打哈哈。
越似简单的问题,越不好答。答个平淡无奇的问题,自己也平淡无奇。碰到一个平淡无奇的问题,又不好脱身。
对老师来说,那种能做到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
对学生来说,那种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对呀,什么是教育的目的?”我盯住不放。
如果我不再追问,他可能随便讲两句就应付过去了。大概着我那个咄咄逼人的架式,他决定采取“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策略。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你说呢?”他这是在投石问路,想后发制人。
“正是我有问题,才向您请教。我是想听您的看法。”我还是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
香港来的一位教授,大概“噢”出点名堂,忙出来打圆场:“哟,好像开始上菜了。”
他这一说,大家都转头往内堂的边道上望去。只见跑堂忙进忙出,并没有我们的菜。等大家的注意力再回到桌上的时候,气氛已变,我已不便再发问“教育之目的”这类问题。
抗战胜利后,父亲从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大学读书,曾领略过一位牛津大学教授的风采。每每提起牛津,父亲那副神往的神情,使牛津大学成了我孩童时代的童话中一个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圣殿和深不可测的学府。巧得很,我在美国读博士的迈阿密大学就坐落在一个叫“牛津”市的大学城里。我还专门去信告诉父亲:我在美国的“牛津”读书。现在英伦牛津的教授就在我身边,自己在美国的“牛津”摸爬滚打了几年,很想试试身手,与名人“切磋切磋”。可惜被香港那位多事的教授“搅了局”。遗憾的是,第二天再也找不到机会“单挑”。
其实,如果我要问个复杂点的问题,或者说看起来“高深”点的问题,他可能就说了。因为起点高,容易出水平,再怎么说也在那个档次上打转转。问题简简单单,要在平谈中显出功力来,那就不简单啦!
矿矿刚来美国没多久,有一天,我的导师塔克曼博士请我们全家到外面吃饭。
在矿矿的心目中,“爸爸”的地位是很高的,是无所不能的。现在爸爸有个老师,那更是高不可攀了。
我们回来时,天色已晚。坐在汽车里,矿矿眨巴着眼睛看着窗外。
我欠了孩子很多父爱,摸摸他的小脸,问:“儿子,在想什么?”
儿子望望我,说:“我能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爸爸答不出来,就请塔克曼爷爷答。”
矿矿望望我,又望望塔克曼博士。
“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
我们一听,先是一愣,不禁哑然失笑。
塔克曼博士问我们笑什么。
妻子说:“矿矿问'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
塔克曼博士说:“上帝创造的!”
我把塔克曼博士的回答翻译给矿矿听。
矿矿马上问:“那上帝怎么来的?”
塔克曼博士想了想,说:“孩子,你年纪还太小,等你长大了爷爷再告诉你……”
当然,这里反映了文化的冲突,也反映了越简单的问题越难回答的道理。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也可以有几种问法:什么是教育的使命?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等等。其实,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分歧是:教育是为了人,还是为了社会?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开发人的智力,还是培养人的创造力?也可能是教育之目的的分歧。
我认为那是教育的目标的分歧,而不是目的的分歧。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什么是教育的目标?它们看起来是那样的相像,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去仔细区分它们。其实,把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混为一谈,正是不少教育管理人员没能管理好学校的一个原因。
目的是一种企图,一个总的原则。例如,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足球队说:“这次,我们的目的是进入半决赛。”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进入半决赛,目的就达到了。
目标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标准,是一个能体现企图的象征。比如,足球队能进入半决赛,这意味着最差是第四名,最好也可能是冠军。这样,我们在总的原则之下,就要制定进一步的计划和策略去达到一个个的目标,诸如打败沙特队,输给伊朗队,这样才能以A组第二名的身份在决赛中避开有“中国克星”之称的韩国队。也就是说,目标是在总原则之下用一整套策略去达到的具体的瞄准对象。
我们可以把上述定义套用到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上来。假如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那么我们就要在“为了人”这个教育目的的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