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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巴金自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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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脸色渐渐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
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说。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旧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役就停止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呀。”
“你这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下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役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脸。
“叫你们给我打。”
父亲更生气了。
差役大声响应起来。但没有人动手。
刘升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役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接连说了许多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依旧是和平时一样地亲切。他们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但是我心里却很难过,因为我不敢对他们说出来是我害他们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究竟是比较锐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妈的嘴唇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突然显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闹声。好像那个和这里只隔两三家的赵公馆被变兵攻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迫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领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的。
天黑红的。几株枯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叫喊。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垣墙并不高,一个女佣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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