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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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第21章 风过耳(2)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三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他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分量有多重,一本账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摇摆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正式接过守城任务。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准备按照陈诚的建议,将浙皖赣作为主阵地,而南京只作为前卫阵地,二者相互策应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广德失守,使局面骤变,柳川的第10军通过广德,从皖南北上,与上海派遣军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对南京形成了包夹之势。陈诚所设想的前后阵地相互脱节,南京一下子由前卫阵地变成了主阵地。
12月1日,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参谋次长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在上海进行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完全包围之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那些横得没边的师团长和参谋们对朝中高官也开始不屑一顾,以至于连一份简单的战报都懒得传给他们,近卫竟然只能和普通国民一样,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翻找前线日军的行踪。
可是近卫仍然无比亢奋。
我们既然已经兵临城下,攻到了中国首府,对方除了升起白旗,与我签署城下之盟,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出乎近卫的预料,蒋介石和唐生智都不愿意跟他签什么城下之盟。
唐生智在就职后,将自己的执行部改成了南京卫戍司令部,所有运筹帷幄的活也由他和执行部的高级幕僚们一肩挑起。
执行部本来只是督修国防工事的机构,却突然要负起全部守城之责,而且这时幕僚们又听说,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竟然以患胃病需要诊治为由,先行撤到湖南去了。
姓谷的有胃病,我们唐长官也有胃病,而且比他还严重,凭什么他一溜烟跑了,却把这么重的担子扔给我们,难道守南京原来不是他的责任,还是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不会找借口溜之大吉?
唐生智看出部下们不仅有情绪,情绪还很大,便主动对他们说:谷司令有病需要到后方休养,你们不要对此有想法,他走了,防守南京的任务,自然只好由我们来承担了。
底下还是有人认为南京不应该守。
唐生智说,得守,不仅守,如今还只能死守。因为形势起了变化,战争将降临到家门口,南京是首都,我们绝不能够轻易地把它奉送给敌人。
我们平常总说抗战抗战,难道抗战只是为了让别人去牺牲吗,难道你们谁愿意让日本人随随便便把首都从我们手里夺走吗?
当然不能!
说着说着,唐生智的声音开始低沉下来,语气也越来越沉重。
我是负责任的主官,已决定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也不活了,但你们是幕僚,跟我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以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就想办法赶紧突围。
我只要求你们一样,在我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如果说前一番话是大道理,后面一段掏心掏肺的体己话立刻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论职务,唐生智现在是南京最高军政长官,一级上将,当然最有理由不死,如果他都有了死在南京的决心和打算,当部下的还能弃之不顾,乃至拔脚先溜吗?
稳定住指挥班子后,唐生智随即部署守城,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总共达到十多万,但正如他先前所预计,这十多万里面能打的真的不多。
现在的唐生智,身边没有一支亲兵部队,国内情况又非常特殊,不是像东瀛军界,即使退休被重新起用后,各路人马也能对你做到服服帖帖,好像自己的老领导一样。
蒋介石虽新授其南京卫戍司令一职,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司令罢了。
唐生智能够依靠的,还是教导总队。
此前,为了教导总队留存与否,唐生智曾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吵得不可开交。
何应钦想把教导总队调到四川去,扩编成三个军。唐生智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南京根本没法守,这个卫戍司令我也没法干。
最后蒋介石拍板,留下六个主力团,三个特务团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则撤至后方。
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