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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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还是心有不甘。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最后再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听到“双巨头”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蒋介石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蒋介石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让黄郛惊心的是，外务省内部的说服工作失败了，“强硬派”始终不肯放弃政治协定，并计划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谈判马上就要开始，但黄郛已经用尽了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这个停战协定就是关东军的军事协定，它跟殷同了解到的内容没有多少差异。
在谈判中，中方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不会预料到，12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方代表看到已无任何转圜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对签订这份协定，黄郛实出无奈，在给他的义弟蒋介石的电报中，曾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那份政治协定一直都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通知外务省的人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殷同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上面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外务省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势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强硬派”带来的提案时，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自我安慰：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这个“外务省提案”的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人想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订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而且整个华北也将提前再陷危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作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地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订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对日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第5章 苦斗苦撑
华北危机已经初步度过，黄郛个人的危机却刚刚到来。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黄郛纵有千张口，亦难为自己辩白。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唯《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此时最让黄郛感到伤心的还是孤立无援。
由于身处敏感之境，官场同僚不是对之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就是躲着他跑，有时甚至蒋介石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没有一点“甘苦来时要共尝”的意思。
这就是艰苦努力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报偿，你终究还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北方的春天，只有阴霾，没有晴朗，只有失落，没有喜悦，只有孤单，没有理解。
幸好，南方还有一座莫干山，那里还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沈亦云起初对黄郛出山十分悲观，但在各种流言蜚语袭来时，她毅然选择了以身挡箭：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如今仗打输了，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黄郛想念着南方，可他仍然不得不一个人在北方继续苦斗苦撑下去。
华北的两年，不是容易的两年。
关东军答应签订停战协定，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要把黄郛的政整会发展成自己的代理组织，如果你一点便宜都不让他占，这只东洋恶虎几乎肯定还要继续伤人。
与日本人较量，黄郛不是硬碰硬。
你日本不是有柔术吗，我拿来为我所用，处处以柔克刚，让你拳拳落空。
黄郛曾引用家乡的一则故事，来形容自己的谋略：我老家（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吧嗒吧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可是糖不一会儿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作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而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
大战之后，华北驻留着很多部队，民力和财政难以负担，黄郛便想“裁兵减饷”，以节约开支。
然而这个东西却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多次要实行所谓“联省自保”。
黄郛虽然是名义上的华北总负责人，手上却没有军权，华北哪怕最小的诸侯，腰杆子都要比他粗得多，所以事情不仅办不成，反而还要受一肚子窝囊气。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沈亦云曾劝丈夫辞职，但他认为华北遗留事务还很多，自己不应一撒手就跑回来。
这一次他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
在华北坚持一年后，黄郛南下杭州，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了辞职。
这其实已经是他在一年之中第三次递交辞呈了。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释重负，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丈夫从此不用再北上去活受罪了。
明天，我们就回莫干山。
可是刚刚睡下，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是蒋介石让人打过来的，他要黄郛明天早上晚一点动身，还有要事需要面谈。
沈亦云以一种女性的直觉，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变，心事被吊起来之后，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登门，第一句话就是：兄长，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蒋介石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头上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走人，环顾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挑得起他留下的那副担子。
见蒋介石又来纠缠，沈亦云再也忍受不住，这位当年的女子敢死队队长当场质问蒋介石：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蒋介石很尴尬，只好赔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