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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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忽然夸起高遵裕来，不仅高遵裕，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皇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高太后对自己的家人一向严厉，高遵裕虽然是叔叔，但也不肯假以辞色，因道：“取岷州是王韶的功劳，与他何干？倒是这几万乱军眷属，官家打算如何处置？”
“这一军之众，也不是全部作乱的。凡不肯附逆而被杀的，照例进忠烈祠祭祀，自不必论；逃走的，也法外开恩，赦免其家属——不过这些也难以甄别，只能少冤枉一人算一人。其余眷属，死罪可以赦免，但是流放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人实在太多了，朕想借着太后寿辰，下一道德音，凡家里有五十二岁以上老人的，一律赦免不问……”
赵顼这话一出口，众人便已经知道，他根本无意再兴起波澜，本来几千家被谪戍，一定会搞得河北路鸡犬不宁，而且这么拖家带口远赴异地他乡，这不同于移民——朝廷是不可能给钱的，路上少说也要死一半以上的人口，到了他乡还要面临种种更艰难的问题，最后能活下来的，能有十分之二三，就算是不错了。但这道德音一下，几乎等于便是赦免了六七成甚至更多的叛军眷属。这于稳定人心，自然是有好处的。而且理由也算是冠冕堂皇，朝廷也保持了尊严。
“官家这是仁厚之心。治国便要这样，到底要以宽为政……”
高太后的这番话，赵顼却不以为然，他摇头笑道：“石越曾和朕说过诸葛亮治蜀之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本朝真宗、仁宗两朝，便是以宽为政的，到朕手里，应当严一严了，否则文恬武戏，必致千载之患。”
这番议论却不对高太后的胃口，她不悦地板着脸，道：“官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可见过严刑酷法能出太平盛世的？石越也是书呆子，诸葛亮那是乱世之法，岂足为万世师？”
“西夏还占据河西走廊，眼见着要兼并西域，恢复国力，他日难保不又成中国之患；幽蓟尚在胡虏之手，河北门户洞开，全无塞边可言——史书上亦不曾见哪个太平盛世是这样的。”赵顼愤然道，话脱口而出，才发觉自己语气太重，忙又转圜笑道：“外间之事，太后尽可放心。朝廷最可惧者，不是以宽以严，而是怕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今司马光与吕惠卿都能和衷共济，国家之福，莫过于此。这也是太后的福气，才能如此。”
本来太后、皇帝相争，虽然还是温声细语，但殿中众人却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这时候气氛缓和，高遵裕、高公纪还是不敢多话，只赵颢笑道：“官家也说了是‘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日之势，正是要宽严相济。太后看今日的局面，实是开国百年以来未有的，官家恢复河西，不仅从此陕西又变成腹地，而且亦是一雪四朝之耻，这等功业，休说仁祖时范仲淹、韩琦们办不到，便是数遍古今帝王，亦惟有汉光武能相比。朝廷内里，也是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太后尽可高枕无忧的，只要安享太平便好。”
虽然赵顼刻意缓和，赵颢又打着圆场，但这些话，高太后心里依然是不以为然的，吕惠卿这样的人高居左仆射，是什么国家之福？是祸患无穷才是真的。现在的国势，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政通人和”？她也知道他这个皇帝儿子现在是威望极高的时候，皇帝在取得很大的功绩后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被狠狠地摔下来，这样的事情，不用说远了，隋唐五代现成的例子便多的是。她是颇听了些议论的，越听便越发觉得赵顼太过于急功近利，灭夏之后，国力竟有点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如今这个皇帝却还是一腔的雄心壮志，野心反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又开口法令，闭口规矩的，总是让人感觉少了那种体恤下情的心意——以唐康的身份，唐康、田烈武、李浑等人的行为，打着国法无亲的旗号，关进御史台、枢府的狱中，那是极容易的，但皇帝怎能全然不顾石越、文彦博的面子？全然不顾天下忠臣义士的感受？仅仅只是发还石越和文彦博的谢罪折子，下旨抚慰他们，这能有多大的意义？高太后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大臣生怕自己踏进旋涡中，避之惟恐不及，是断断不敢说的。她所以才不避嫌疑，想劝劝赵顼，至少在定罪之前，让他们先回家待罪，不要一直关在狱中——这也是给天下一个姿态，不料她还没来及说出来口，赵顼便已经滴水不漏地堵了回来，又把话题岔开，从言辞语气中，倒有猜忌自己“干政”的意思，母子相疑至此，真是让人灰心。这时候这些心意她也不愿说了，太后与皇帝争执，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颢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点有趣的事。我先说一个。”
说罢，赵颢一本正经地坐好，道：“说是编敕所有几个官员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回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认为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夸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高太后稍一沉吟，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颢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弄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赵颢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住，大声笑了出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赵颢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却责怪道：‘你怎么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找了个由头，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心里明镜似的，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是王珪却是城府极深的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事情，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却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他满腹心事的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则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找个借口合情合理的把这首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刚刚放下的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不是个味儿。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性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范纯仁拜相，是吕惠卿自己推荐的，想想刚才皇帝召见的人，便知道两府皆不反对，虽然如此一来，只要拜过太庙，经过一些繁琐的礼仪，吕惠卿在政事堂便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政敌。但吕惠卿哑巴吃黄连，亦只得强作笑颜，和王珪一起副署。
第二道诏旨，韩维为枢密副使，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吕惠卿与他又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倒也不觉意外。
但接下来几道任命，却让吕惠卿目瞪口呆。
以高遵裕为泸州知州。
以太府寺卿李陶为鸿胪寺卿。
以开府仪同三司、荆国公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
吕惠卿只觉得一阵晕眩。
“石越！”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出这个名字，眼前一阵模糊，那三份诏令，似乎化成了石越那冷静的面孔，嘴角边带着一丝轻蔑的嘲讽。
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石越。
吕惠卿的握着笔管的手，微微颤抖着。皇帝果然起了疑心——高遵裕为泸州知州，泸州现在还西南夷的控制中，宋军虽然迟早会夺回，但没有不先任命经略使，反先任命泸州知州的道理。重新起用高遵裕，皇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人不会受朝中任何一党的控制，他监视的，不仅仅是军事，肯定也包括民政。
太府寺卿李陶，是吕惠卿的同乡、门生、亲信。太府寺是大宋仅次于户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在发行交钞后，其地位更是日渐重要。而石越在太府寺时便兼任参知政事，韩维亦由此而升任枢副，使得太府寺在诸寺监中，更被视为“要津”。而鸿胪寺“不过”是总管全国蕃夷部落事务及海外殖民、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名义上虽然在太府寺之上，实际上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从石越与韩维去职后，太府寺卿就一直被吕惠卿的亲信占据着。此时忽然将李陶“升为”鸿胪寺卿，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吕惠卿几乎感觉到大厦将倾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