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5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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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维被他骂的满脸通红，亦不反驳。但王珪却不认账，辩道：“荆公此言，某不敢苟同。这等军国大事独断专行，要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难？只是这般做法，与古之权臣又有何异？诸公纵是舌灿莲花，若不请旨而行，终非正理。”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来玲珑，这时候他不惜公然与王、马唱反调，无非是为了借机向皇帝表忠心。吕惠卿罢相后，王珪既无法依附王、马、石任何一方，有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众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唯一法门，便是只有更加卖力地做好“三旨相公”。这时候他要借机大做文章，亦是理所当然。而他毕竟是仅次于王、马、石的吏部尚书，他若坚决反对，众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石越并不将王珪放在心上。当年能入学士院者，自然不可能是无能之辈，且不论人品如何，会不会治国，至少书读的肯定不少，文采学识，亦必出人之上。王珪以久任翰林学士而拜相，那就一定是个聪明人。但这时王珪却已经六十七岁，人生有时极为讽刺，王珪虽然安享富贵尊荣，养尊处优，身体反倒不及生活朴素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健康。别看他此时衣着整齐干净，雪白的头发与胡子梳理得一丝不苟，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仙气度。但石越却知道，他经常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犯糊涂，便在元旦大朝会上，石越还看到王珪悄悄擦拭口水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状况又如此，王珪竟然还不自请致仕，贪恋爵位，确实有点不知好歹——只要石越将他在元旦朝会上流口水的事情随意宣扬出去，台谏与清议，便马上会赶他致仕。
“王公所言，只恐亦不见得是忠君！”石越方想着这些事情，范纯仁早已接过话来，用带着淡淡讥讽的语气说道，“便是皇上病情有所好转，这些事情只恐亦对皇上康复不利。若果真是契丹大举犯界，为宗庙社稷，迫不得已，也就罢了。但今日之事，究竟如何，却还不一定。君实相公之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一有风吹草动，便用这些事来烦扰皇上，恕某直言，某实是看不出忠君在何处！诸公若以为为人臣者需有所以避忌，何不以此事请示太后而后行？太后与皇上母子一体，又素有德望，既得太后许可，便就是皇上许可了！”
范纯仁说这些话，连看都不看王珪，只是望着王安石、司马光、石越。石越心中暗暗称赞，不待王珪反应过来，便点头说道：“范公所论，颇为妥当。”
众人也纷纷跟着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却又不敢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强同意。
范纯仁又道：“以在下之见，一面固然要如君实所言，暗加戒备，以备非常。但契丹这么大动静，苏轼、朴彦成不可能一无所知。还是要等二人奏疏，方知详委。朝廷固不畏战，然国家正处多事之秋，若能化解战事，哪怕是设计缓一两年，亦要争取。”
“话虽如此，但辽国是狼虎之邦，只怕”郭逵摇了摇头，他显然不愿意对辽国抱有幻想。
众人顿时也低声议论起来。范纯仁却只是望着石越，并不多说，石越越发觉得范纯仁聪明过人，不由轻轻叹了口气，道：“还是先按君实相公所说，上奏太后施行。其他的，待我见了韩拖古烈再说。”
辽国将要大举南侵，皇帝一度昏迷同样的消息，对于司马光与石越来说，是当头重击；但对于赵颢来说，却几乎如同天降甘露。
作为一个传统的探事机构，皇城司向来都有它一些秘密的渠道；而赵颢无论在宫中朝中，也有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人脉。一直密切注意着宫中与两府动静的赵颢，在得知两府宰执们忽然停止休假，齐聚政事堂会议时，马上变料到发生了大事。在司马光与石越离开太后所居的保慈宫后不到一个时辰，赵颢便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这让赵颢欣喜若狂。
“此乃天意！此乃天意！”他对李昌济与吕渊再三说道。元旦朝会后，二人都出现了动摇，高太后的举动，让他们感到沮丧。只有赵颢不当回事，他始终坚信高太后会站在自己这边，他坚信几十年的母子之情，绝不会一朝而改。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不过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计划，那只是很自然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感情的天平上，那个不到十岁的侄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而赵颢坚信，高太后再怎么厉害，也终究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决定女人和母亲的行为的，除了感情还能有什么？更何况是至亲的母子之情！
李昌济是个道士，石得一是个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与家庭。而吕渊一生漂浮浪荡，虽然是宰相府的衙内，却喜爱到处结交豪杰，喜欢谈仙论道，阴阳纵横之术，他与她的母亲方氏关系并不亲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认真地理解一个女人，女人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需要，再无其他——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在他们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仪天下的太后。而在赵颢眼里，高太后却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母亲。
在赵颢看来，谁真正了解高太后，这是不必多说的。
他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士民间舆论的转向。突然之间，六哥的风评变好了，这令得赵颢坐立不安，赵颢是靠着经营自己的声誉，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实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议的力量。他担忧着，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赵佣的声望，会提高到令他丧失斗争的勇气的地步。
赵颢在心里将此视为腹心之患。
但看来自己真是天命所归！契丹人帮自己，连天也在帮自己！
如若皇帝病逝之时，大宋内有益州、交钞之患，外则面临契丹大举南犯的险境，这样的时刻，人心自然会思立长君。赵颢发动兵变，就会有更大的正当性，遭遇更少的阻力。
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
此时的赵颢，已看不到李昌济与吕渊的苦笑。
李昌济与吕渊可并不如赵颢这般乐观，他们只知道形势正在朝向自己不利的一面发展，但二人也都知道，赵颢之意已决，已无法再劝。但而人对石得一等人的说辞，却不是赵颢所想的“母子之情”，他们说的非常简单，也非常现实——众人谋划已久，即使此时退缩，将来也终有事发一日，到时都免不了族灭之罪。与其如此，还不如搏一把富贵。
所以，在李昌济与吕渊看来，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意义却完全不是赵颢所想的。二人只知道，辽人聚集兵马意图南侵，这种大事，自然会吸引两府诸公的注意力，令他们一时无暇他顾；而皇帝早一天死，那些犹犹豫豫想要背叛、告密的人，就会不敢轻举妄动，而他们也能抢在众叛亲离之前，发动兵变。
只要牢牢绑住石得一，令他没有退路可走，那就并非没有胜机。而如若能将守义侯仁多保忠拉拢过来，形式便会更加乐观——无论是李昌济，还是吕渊，都对西夏人抱有极深的成见，在他们看来，夷狄之人见利忘义，不知恩义，是唯一有隙可乘的四重、五重班直。只不过这个守义侯看起来一直在待价而沽。
但此时皇帝随时可能大行，却实在也拖不得了。李昌济与吕渊悄悄交换眼神，而人都明白，这时候，已经没有再留筹码的必要！
“若仁多能顺应天命，孤自当不吝爵赏。他是想做太仆寺卿，掌管天下马政？还是欲进密院？或者想要钱财，孤都可以许他。”这是赵颢慷慨的许诺。
“这贫道以为，要说动仁多，除非许他做第二个河东折家，世世方镇”
“他事好说，此事孤却不能许他。折氏世代忠义，于国家是特例。似仁多家，若纵其回灵夏做大，焉知不是第二个河西李氏？”赵颢断然拒绝。
吕渊悄悄拉了拉李昌济的袖子，摇了摇头，止住了还想说服赵颢的李昌济。
“大王放心臣曾游历天下，早年亦认得几个河西番僧，恰巧与仁多家交好，正可游说。世人莫不爱高官厚爵，何况仁多保忠一夷狄？亦不必非裂地侯之不可。”
李昌济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已猜到吕渊的心思——雍王虽不答应，但诳一诳仁多保忠，又有何妨？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他想出一石二鸟之计，政事堂诸相既然将契丹南侵之事瞒着皇帝，却去奏秉太后，那他也可以叫石得一将这些事悄悄禀报给皇帝知道，日次以来，既可以离间皇帝与太后、两府之间的关系；以皇帝的性格，得知这个消息，说不定就此一命呜呼亦未可知。但这样的事情，似也没必要再烦扰雍王了。
第十二章 三朝元老心方壮（四）
的确如李昌济、吕渊所料，辽人的异动，几乎吸引了两府诸公的全部注意力。自一月三日当晚起，石越与司马光在禀报太后、皇帝后，便以皇帝疾重，宰相须宿卫之名，二人开始轮流在政事堂守夜，以备“非常”。他们防范的，当然不是雍王，而借着这个名义，可以迅速地处理一些突发事务。不仅进奏院、通进银台司的奏疏都在记录后直接送到政事堂，两北沿边州军、职方馆、驻外使节的报告，也径送政事堂，以免耽搁时日。
这些举措并没有招来怀疑，皇帝的病情已向天下公开，朝野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两府的举动，不过是让世人知道皇帝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京师中必会因此有些谣言出现，人们也会心怀忐忑，但汴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经历过两代皇帝的去世，倒也不至于回惊慌失措。
这个时候，只有知道内情的宰执们，才会感到紧张。契丹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尽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宋军一雪前耻，重振威名，人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宋军天下无敌的妄想。但是，一旦听到契丹有可能真要南侵的消息，即使是两府的宰相们，心里也会显得底气不足。辽国不仅在军力、国力上，远非西夏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君明臣贤、名将如云，又占有地利——西夏最鼎盛时，也只能威胁到渭州、延州，但辽国一旦发难，河北、河东诸路，乃至于开封都会沦为战场，二者之不能相提并论，自司马光、石越以下，都心知肚明。
因此，当一月三日的晚上，回到府中的石越听到下人禀报范纯仁前来拜访事，也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雪后轩同时亦是石府的暖阁。范纯仁见着石越的第一句话便是：“方才听贵府的下人说，子明从明日起，便不再来这雪后轩了？”
石越一愣，范纯仁又打量了一眼雪后轩中富丽堂皇的布置，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可真是可惜了。”
石越笑着摇摇头，道：“再也不能住了。昨日去君实相公府上，才走得几步路，便受冻不住。若能一直待在汴京，倒也罢了。万一要去河北，岂能还这么讲究？将帅若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最易离心离德。不早点改改习惯，到时候就晚了。”
范纯仁望着石越，道：“我却是但愿子明不要去河北。”
石越听出范纯仁话里有话，却装作没听出来，笑道：“总不能叫君实相公与荆公去，他们年纪大了，让他们受这颠簸之苦，我却过意不去。”
“若果真契丹南下，自是非子明不足以安定局面。君实相公也罢，荆公也罢，统率三军，非其所长。”范纯仁直率地说道，“但子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