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5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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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下，乃以周为饵诱之，待东北信风息，则其欲归国而不得矣。
柴远闻之，言注辇必兴兵破周、邺二国以泄愤，乃星夜归国。
二月，三佛齐将伽罗引兵至新邺城外五十里，旌旗密布。宗汉大恐，问策于
诸将，宗泽以为疑兵，乃遣郑裕、士更率部击之，遂大败伽罗。士更，宗汉次孙
也。
是月，注辇、三佛齐合兵攻南邑，柴远乃请若讷弃南邑城，以若讷率部众居
海船中，以熟知水道之水贼操舟，不与辇、佛水师交战，善用地利，避其主力，
袭其虚弱，一战成功，便即远窜。又以三千私奴为北奴军，皆擅骑射，利劲矢，
能坚忍耐苦，柴远遂自领之，每与辇、佛战，来去无踪，西至监蓖，东至詹卑城
，所过剽掠，人畜无遗。注辇、三佛齐求战不得，反坐受其困。若讷又牒定海诸
城城主，令其率众袭扰三佛齐腹地，劫掠落单船只。
己亥，柔嘉、宗泽乘詹卑空虚，率众破詹卑城。柔嘉下令纵兵劫掠，纵火焚
城而回。
注辇诸将以久战不利，东北信风将息，师老于外，恐有覆没之忧，乃谋挟惟
礼归国。惟礼阴察之，大惧，乃率水师奔金洲南岸。金洲有大山东西纵贯，天险
难逾，南岸岛屿密布，故惟礼乃率师匿于斯。
三月，置水师、造火炮。
是月，注辇诸将率军西归。文焕、薛奕率军追之，宋辇水师战于细兰海，薛
奕以火炮两门置座舰甲板，号“无敌战船”，发十余弹，中注辇战船一只。又发
以猛火油、霹雳投弹诸火器，焚注辇战船数十。两军激战竟日，至日暮，暴雨，
文、薛乃引兵还。此役，夺注辇战船三十余艘，击沉数倍于此，而虎翼军亦损战
船四十余艘，千余将士殉国。而邺、周之厄亦解。
柔嘉闻周国复营南邑、西郡，柴远置火器、海船监，凡于火器、海船造作有
一技之长者，不惜高官厚禄，务要延致。乃建言，邺国偏居一岛，无火器、海船
，无以立国。宗汉遂令柔嘉置办水师、营造火炮、火统。
四月，惟礼遣使至新邺，乞代上奏状，陈情谢罪。
五月，周国公柴若讷至新邺，迎老弱归国。柔嘉遣使据彭加山，设彭加监，
令岛上居民，纳锡、胡椒以抵赋税。又遣使至各蕃部，令自詹卑以东至海，诸部
族皆为邺国臣民，并定各部赋税。
是月半，柴远破哥罗富沙，置来远郡。又遣兵破监蓖，置临海郡。蓝无里国
人俱，称臣于周。
十月，宗汉疾作，薨。遗表请以长子仲琪继邺国公之位。柔嘉乃率部至柔嘉
县，开府设官，训练水师。
初，柔嘉离京，帝以手指地图，划金洲最东之一隅为柔嘉县，以赐柔嘉。至
是，邺人乃称柔嘉县为“东都”，军国之政，皆白东都乃得行，仲琪拱手而已。
是月，朝廷诏至金洲，赦赵惟礼之罪，仍许其为镇海侯，以詹卑周三百里地
为其封地，奉三佛齐之祀。其余之地，悉归邺、周两国。
〔」即满喇伽。今马六甲。
第二十章 关河迢递绕黄沙（一之上）
冬天的北国，空旷、辽阔。朔风在原野间呼啸，经霜的树叶，在这寒风中猝然脱落，在干燥的沙碛地面上旋转、飞舞着。
唐康骑在马上，举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内，除了他身后绵延逶迤的使团，以及周围护送的契丹军队，整个天地之间，竟似渺无人烟一般。只有几只乌鸦落在远处河边的几棵杨树上，张开翅膀，凄凉的叫着——虽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但对唐康而言，这种黑色的大鸟，始终是不详的象征，这一点上，显示着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这更让唐康心里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
再走二十里，便是广平甸——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终无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维。作为一个积极推广汉化，锐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浚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这个皇帝却始终未能彻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朝廷到处乱转。这样的统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为主之时，或许还并无不可；然而，在耶律浚的锐意变革之后，辽国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县人口越来越多，此时还搞什么“四时捺钵”，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
当然，这只是契丹的内政。耶律浚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唐康只会幸灾乐祸，绝不会有半点的同情与担心。只是契丹的这种制度，对于各国的使臣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折磨。在各国流行互派常驻使臣的今日，耶律浚的四时捺钵，亦意味着各国的驻辽使臣也必须每年跟着他乱跑。而对于唐康这样的特使来说，则意味着他必须在寒风凛冽的季节，鞍马劳顿，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拜会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骂着。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种兴奋。
这一年是大辽太平中兴十一年，大宋绍圣六年。时方三十六岁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绩优异，累迁至武经阁侍读、枢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辽，乃是为了与辽国谈判，修改或终止由如今的兵部尚书章敦在六年前与辽国签订的“互市条约”。
熙宁十八年签订的那份条约，原本应当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终止，但宋辽双方谈判没有结果，左丞相司马光顾及两朝交好，又做出妥协，令此议延长了一年。然此事却在宋朝朝野招致极大的不满，更闹出不少风波，迫于压力，两府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修改或终止条约。这才差唐康为特使，出使辽国，向耶律浚表示诚意，并妥为解释。
妥为解释！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着。
说到底，这不过是司马光的一厢情愿罢了。自从绍圣三年，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后，七十多岁的左丞相司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绍圣三年，上表请求召回吕公著，但吕公著回京时，已是口齿不清，不到一个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后，他又请求召回文彦博，但文彦博坚拒不允，反而请求致仕，最后以太师、加两镇节度使致仕，隐居于洛阳。
仅以此一事，唐康便觉司马光不及文彦博多矣。
这并非是因为唐康是文家的孙女婿，所以偏袒文彦博。便以与辽国互市条约之事来说，六年前签订此约，或属迫不得已，然至绍圣六年，大宋朝早已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时的困境。
先是绍圣元年，宋夏议和。石越与司马光一道，顶着国内反对者的压力，遣蔡卞出使夏国，在黑水城与李秉常议定盟约，宋朝以允许秉常每年遣使祭祖、**愿意西迁的党项贵人、开换互市、重新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同意两国互驻使节一共五项让步，换取秉常向宋称臣并采用宋朝年号。绍圣二年，王安礼与李宪又奉旨与西夏议定边界，双方并口头承诺，秉常不再东向图谋西夏故地，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滋衍，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战争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拨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海外之凌州与金州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超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辇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作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作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发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须朝廷安分下来，百姓就会扛起锄头，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乱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出击骚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眼见着一两年间宋朝都未来征讨，这些叛乱的部落顺理成章的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