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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7部分

新宋-第6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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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煦对司马光的不满一日一日的积聚着,只是不敢向任何人吐露。他也不喜欢石越,即便他此时还没有亲政,他也已经明白,他亲政之后,年老力衰司马光不是问题,他可能和王安石一样,甚至等不到他亲政的那天。但年富力强的石越,却将会成为他使用权力的最大障碍——这和政治主张无关,他不喜欢任何权相,或者有可能成为权相的人。何况,赵煦觉得石越已经不像是熙宁年间的那个石越,他越来越像是另一个司马光。便如仁宗时期的韩琦、富弼,到了英宗之时、先帝之时,就变得畏畏缩缩,不思进取。
    也因为如此,如王安石这般,从年轻到死,一直都充满锐气的人,才是如此难得。
    他望着王安石的灵柩,心里在想:不知道联的王安石在哪里!
    宝相寺的正殿内外,密密麻麻的跪满了人,数不清的僧人,跪在殿中继续喃喃诵经,王安石的子侄披麻戴孝,泣不成声,还有一群前来吊唁的官员,也跪在殿外,头都不敢抬。
    赵煦默立一会,让杨士芳代他上了香,便信步走到王家的家属跟前,目光扫过众人,停留在一个女子身上。
    庞天寿连忙趋前一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赵煦点点头,走到那女人跟前,温声说道:“你是桑先生的夫人?”
    他一开口说话,殿内的梵音便如得到什么命令一般,突然便停了下来。
    “臣妾王氏,叩见官家。”王昉没有如一般女子一样,行万福礼,反而似男人一般向着皇帝叩首跪拜。
    赵煦有点好奇地看着她的这个举动,这个桑夫人的确与众不同,原本嫁出去的女儿,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但他并没有多问,只是点点头,道:“夫人节哀顺变。”
    “谢官家……”王昉才说得三个字,就又忍不住抽泣起来。
    “国失良人,是国家之大不幸。但生死荣枯,亦是天理,故侍中达天知命,若夫人与诸兄弟、桑先生能绍绪先生遗志,不堕先人之志,则故侍中虽死犹生。”赵煦字斟句酌说完这段话,又转过头对杨士芳、田烈武说道:“咱们该走了罢。”
    庞天寿听到这话,连忙快步走到正殿门口,正要吆喝起驾,却见赵煦微微摇了摇头,他梗了下脖子,把这一声吆喝咽了回去。一面小心翼翼地退回几步,不动声色地落到了皇帝的身后,伸开手中的柱拂子,虚拦了拦拜倒送驾的殿中诸人,一面小声对王旁兄妹说道:“王大人、桑夫人,请节哀顺变。官家的意思,是不必太惊扰了。”
    他稍停了一会,等着王家兄妹谢了恩,才最后转身出了正殿,赶紧跟上已出了宝相寺的小皇帝。
    但才出了宝相寺的寺门,庞天寿便呆住了。
    在寺门之外,赫然立着右丞相石越、参知政事兵部侍郎章惇的仪仗。而石越、范纯仁、章惇正领着上百个随从护卫,齐齐地跪在外面的青砖石铺成的街道上,回避圣驾!
    他心里暗暗叫了声苦,已知回去一顿板子是免不了了。他偷偷瞥眼去看小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脸上也闪过一丝惊慌,但马上镇定地上了车驾。庞天寿再不敢耽搁,连忙跑到车舆旁边,尖着嗓子叫了一声:“起驾回宫!”
    便听一阵车马忙乱,瞬间,宝相寺周围的侍卫、禁军,如潮水退去一般,走得空空如也,只留下各怀心思的三位宰执在那里发呆。
    石越、范纯仁与章惇三人,原本只是偶遇。
    但这一番偶遇,却让三人在吊祭完王安石后,都互相有默契地都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宝相寺主持的引导下,登上感慈塔。
    三人一路之上,只听宝相寺的主持几乎是受宠若惊的介绍着这感慈塔的来历,聊了偶尔嗯上一声外,谁也不说话。直到了塔顶,章惇才挥了挥手,请主持回避。一直目送着那主持下了塔,章惇才终于率先开口说道:“丞相、范公,皇上这是对北边之事不满啊……”
    他直言不讳地一开口,石越不由吃了一惊,连忙去看范纯仁,却见范纯仁铁青着脸,道:“子厚,休得信口乱说。”
    章惇却不买他这个账,冷笑几声,顶了回去,“范公,我是不是信口雌黄,你我心照不宣。范公莫要忘了,与辽人的协议,是我签的。”
    “说这些做甚。”石越知道章惇性格,怕他让范纯仁下不了台,连忙打圆场道:“我辈只要操心国家命运,管不民皇上高兴不高兴。”
    “子明相公说得极是。”这句话却是很入范纯仁耳,他脸色稍稍缓和一些。其实这三人都是极聪明的人,小皇帝出现在宝相寺,究竟有什么含义,而究竟能有什么事可以让小皇帝抛开太皇太后来到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猜个**不离十。但范纯仁心里虽然不是滋味,却绝对不愿意因为这点点事情,就认定皇帝心中是有什么不满。在他看来,皇帝仍然还小,仍然可以善加引导。
    但章惇却大不以为然,只是不能不给石越几分面子,轻轻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我章惇也不是奉承上意的小人。不论如何,北事总须得有个章程。”
    范纯仁默然不语,石越也沉默了一会,才试探着说道:“此事仍须君实相公拿主意。”
    却见范纯仁摇了摇头,道:“君实相公以为唐康时的话不足为信。”
    “为何?”石越一愣。
    “君实相公以为,辽国亦是大国,并非无信义可讲的小邦。辽主若果真有南下之意,他兵马一动,也瞒不了我们。既然如此,他又何必答应更立新约,让自己落个背信弃义的名声,取笑于天下?”范纯仁平静地说着,他心里既觉得司马光说得有道理,但是直觉上,他又觉得唐康的话是可信的。
    章惇听到这话,也不作声,只是嘿嘿冷笑。
    范纯仁看了他一眼,不由有几分着恼,但他是讲宰相风度的人,不便轻易动怒,只淡淡问道:“子厚这又是笑什么?”
    “我不笑什么。”章惇讥道,“但若是某,若要对辽国用兵,那不管辽国会不会知道,能多瞒一天也是好的。信义不信义的,打输了才会被笑,若是赢了,便是妙计。”
    他见范纯仁一时不说话,又转身石越,问道:“丞相又是何主意?”
    石越望望章惇,又望望范纯仁,苦笑道:“只怕这回康时是对的。”
    “那……”章惇方松了口气,但石越马上打断了他,又说道:“但若说服不了君实相公,便说服不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不下旨,枢密院便不会发兵符,子厚以为谁能调动得了一兵一卒么?”
    他泼了章惇一头冷水,又转而对范纯仁问道:“范公,你自己如何看法?”
    范纯仁坦然回道:“我以为君实相公和子厚各有道理,各在五五之间。”
    “五五之间!”章惇气得直冷笑,半晌,才恶毒地丢下一句话来:“丞相、范公,莫谓我言之不预,若我等这般坐等契丹南下,日后休要后悔今日自掘坟墓!”他说完,尚觉心里犹有余怒,又冷语道:“二位且记住了,今日皇上是为何来的宝相寺!”
    说完,抱抱拳,也不告辞,竟转身下塔而去。
    范纯仁默默地望着章惇怒气冲冲的背影。他又要下注了!他在心里鄙夷地说道。他对章惇不无欣赏,在大宋朝的宰执中,他都算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章惇因为王安石的赏识而发迹,又审时度势,极其有先见之明的转而支持石越,终于在绍圣以后,得以进入政事堂。可他不会就此满足!
    虽然不愿多想,但是王安石的突然去世,却让一切变得现实起来。将要死去的,不仅仅是王安石。太皇太后、司马光,都已经是风烛残年,随时都可能和王安石一样,一觉醒来,就阴阳殊途。
    这对于范纯仁来讲,是一种不幸。但对于章惇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如今挡在章惇面前的,表面上只有司马光、石越、韩维、范纯仁四人,以目前的形势,他是无法动摇这四人的。而实际上,他想更进一步,难度却还不止于此,他的地位也不如韩忠彦牢靠,甚至未必及得上吕大防、苏辙们——如若司马光、韩维去世,石越必然是左相,韩忠彦也许会接任枢密使,范纯仁有更多的机会做到右相,然而,在吏部尚书的选择上,章惇甚至会排在吕大防与苏辙之后。但是,若是太皇太后也死了,那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范纯仁看了一眼石越,章惇也许已经开始怀疑石越。石越还能不能带给他进一步的权力?还有,章惇甚至还不是一个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满足的人,他还会衡量石越是不是真的能给他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机会!
    皇帝今日出现在宝相寺,在章惇心里的震动,一定比他和石越更大。他一定看到了重新下注的机会,但刚刚说的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懊恼——几年前,是他与辽人谈判达成的协议!
    范纯仁又有点不快地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陈元凤从河北路寄来了一封奏折,在奏折中,陈元凤表达了他对国家内外之事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改革之法。他对益州之事耿耿于怀,再次力陈当年的“熙宁归化”不可因为失败而全面否定,宣称当年的失败只是因为时机与策略的失误,并再陈进取之策。他还公然指责司马光与石越耗费国力构建大名府防线,是“不思进取”毫无用处,建议加强对河朔禁军的训练,积极谋划规复幽蓟之策,以图“万世之利”。此外,他还措辞强烈地批评现今的食盐政策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的收入,而利益全被商人垄断,要求恢复禁椎,以筹略更多的军费……
    但那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陈元凤提出的变科举之法以革吏治。
    陈元凤在奏折中献策,变革现今的科举之法,部分恢复唐代的办法。即在考中进士之后进士还要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试,则要考法律条文、钱粮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这些进士们不至于到了地方州县后,一无所知,空有报国为民之心,却经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在建言在各路举行“路试”,这种路试只考法律条文、钱粮、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过这些考试的读书人,即委派回本州本县,担任胥吏。陈元凤认为,只要继续执行熙宁之法,进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禄,那么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读书人加入,从而既解决了许多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质,是国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现行之规定,胥吏虽然积功累劳,也有机会升迁到主簿,甚至是县令,但实际上却是万中无一能有此幸运。因一无升迁之望,二无优厚俸禄,胥吏欺上瞒下,**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陈元凤认为,若推行他所献之策,则读书人做胥吏,不仅本身更有节操,而且因为还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进士的机会,也就是实际上打通了官、吏这两个阶层间流通之关节。会有不少读书人将此当成暂时谋生之法,而当他们真的考上进士后,也是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层情弊的能吏。
    但陈元凤的这份奏折,被司马光断然拒绝。
    司马光坚持官司与吏是清浊两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责这是将士大夫与胥吏们混为一谈,“大乱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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