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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

民国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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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历法之争,手创民国这样的大事,还是足以让当事者兴奋莫名。夜深人静,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各代表在半夜里由总统府步行回三牌楼旧谘议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说,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无动静,于是有人带头高喊口号,众人欢呼雀跃,有些代表干脆大声唱起歌来,沿途居民被吓醒的不少,纷纷隔着门缝往外张望,还以为南京又闹兵变哩。

就职典礼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过改元倒是早传出去了。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这时,孙中山的就职典礼还没举行呢。

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1月8日,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自南京回苏,袁是各省代表联合会议里的江苏代表,也是阳历的铁杆拥趸,“阳历更符合黄帝历”的说法就是他提出来的。师生见面,分外高兴,1月9日,叶圣陶与同学们与袁先生摄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装,以示“咸与维新”。叶圣陶对新政府的热爱明显受到了袁希洛的影响,照完相,叶在照相馆就手买了孙中山的小像,“印工纸料皆非常精美”。

元旦没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那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经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乐不可支之狂笑声拍手声,声声相应”,归途望去,家家门首,尚红灯闪闪。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也与顾颉刚等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这个由江亢虎创建的政党发展迅猛,苏州支部1月14日成立,2月初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党纲声明“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普及平民教育”等等,叶圣陶他们却认为自己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叶圣陶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44天:交织的时光】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再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

1月29日,吴宓与同乡到黄浦滩游逛,下午回寓时落了大雪,絮飞片片,南方的阴冷让北方青年吴宓很不习惯。当夜三点,对街的馥康里失火,迅即延烧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吴宓冒着雪后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观火。“当火之时,居人号呼,警吏奔驰。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红色辉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烧或倒落,复时作劈拍震击之声”,吴宓不禁在日记感慨:冯国璋攻入汉口时那场大火,自己虽然未能目睹,看看这场小火,也能想象当时的惨状啊。

第二日清晨,吴宓又到火场看视,火烧后的余烬,雪化后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户外,守着仅余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丧。听说,这些住客大都是避联军攻城之乱,从南京迁来的……

吴宓的故乡陕西,此时也在水深火热之中。甘肃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东攻伐,《时事新报》甚至报道说西安已被攻陷。陕西多番告急。旅沪的陕西商人,连日在一品香等处聚会,策划成立救援队与运输队。民立报的于右任伯伯,吴宓的生父吴建寅都参与其中。

这些事轮不到吴宓管。他的头等大事是应考,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外,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在考场还碰到三位清华同学——看来大家对清华前途都很悲观。可惜吴宓太紧张,竟然忘了问他们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联络联络,抱团取暖。

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取中了。接下来是陪未考中圣约翰的表哥胡仲侯报考麦伦书院,忽忽又过了五六天,中间几次去民立报馆看望父亲,多见不着,只听说有“同乡败类”集会反对于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吴建寅去南京向于伯伯说明情况,以谋对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终于见着了父亲。吴建寅告诉吴宓,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陕西商号汇款。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但吴建寅忙着送“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乘船往西北战场,只能向吴宓点点头:“改日吧,改日咱们谈谈。”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几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前日朝廷所颁信誓十九条,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无可争。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

郑孝胥觉得,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且,“此次选举总统,止十七人,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遂自称全国公举,真可笑杀人也”。

1月14日,郑孝胥在日记里怀念起故人端方来。当日端方两次来电,求郑孝胥同往四川,郑孝胥坚决不允。如果阴阳异途,总不免会想:倘若当日我去了,是不是端陶斋就可以不死?而今回头想来,有两条路:一,未从武昌出发,先请入都,声称要密奏方略,电报发出马上启程北上,到了北京,再设法拖延,那时武昌事变或许已起,或许被平,连四川或许都不必再去,这是上策;二呢,是入川后驻兵重庆,武昌新军不稳,让他们直接赴成都平乱,自己再从陕西、贵州调兵来护,即使来不及,重庆的新军也靠不住,至少兵变时可以逃进某国领事署,也不至于被害。郑孝胥盘算了半晌,觉得端方号称满臣能员,智不足以自救,难怪清室倾覆在即……

这些话都只是在日记里说说,对外,无论是南京来人联络,还是上海领事会要反对陈其美,郑孝胥都不参与,表示“久无动静,真守中立”。

从1月1日到2月12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两套历法,同时也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交织的时光,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否则“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终不能抱定主见”,所谓主见,便是君主立宪。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美国虽号共和,却接近立宪专制,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国,“虽曰君主立宪,实最有共和之精神”。

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因为他的家乡陕西,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只有南北实现和平,陕事才能平复。即使回不去清华,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

叶圣陶则最激进。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认为连“优待清室条件”都大可不必:“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乃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2月13日日记)不肯让位,那就打呗!

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那时真是年轻啊。

【1643~1912】

侍卫武官唐在礼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接到内阁秘书处通知:明日清晨,护卫各国务大臣前往乾清宫参加接奉皇帝退位诏书的仪式。

十一月廿五日,也就是阳历2月12日,天刚亮,唐在礼与其余三名侍卫武官一道,进东华门,奔乾清宫。只见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像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样子”。后来听说是各大臣很担心,怕闯出几个宗社党来拼命,“宗社党”在北京传得很厉害,说是连袁宫保都没把握制住他们。

到了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长廊上,国务大臣们都已经到齐,袁世凯自从1月16日遇炸,便称病不朝,内阁交胡惟德代领。十名国务大臣中,满人有度支大臣绍英、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汉人有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养心殿里,就这么十位袍帽顶戴的大臣,四名军装军刀的武官。

没过多少时候,有人来说“太后要上殿了”,大伙儿依序往殿里走,大臣们走到离宝座一丈的地方,面向宝座,横列一行排开。四名侍从武官站在他们身后。

两名太监走了出来,分站两旁,像京剧里打旗儿的。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出现了。唐在礼也顾不得什么天颜不天颜,从两位大臣的肩膀之间望过去,仔细看了看小皇帝。他后来记道:“溥仪生得很清秀,只是看上去天庭虽还饱满,口鼻生得迫近,下颏尖促。我心里就想:‘这个小皇上到底不是个福相。’”(《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

唐在礼有机会细看小皇帝,还发此大逆不道之想,全因当日臣下没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只是由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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