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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部分

宋氏家族全传-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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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

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

四、时刻不忘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犹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陷万劫不复之地。

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

六、严厉执行剥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犹应加以严峻之刑律。

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或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

当时,宋庆龄一口气竟说出了7条建议。

何香凝听完,故意喊起来:“好啊,你这哪里是什么宋何的七条建议,分明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翻版!”

“翻版怎么样?就是照着抄过来也无不可,关键是看说得对不对,中共的主张有利于国家民族,我们当然可以汲取其精华部分,广为宣传!”宋庆龄雍容地笑着。

“这回老蒋看了我们的声明,肯定又要心里叫苦,口里骂娘啦。”何香凝说。

“我们拥护他的纲领,他要敢骂娘,就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他的纲领是虚伪的。我看他没有这个胆量!”宋庆龄倒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当然不敢在公开场合骂,要骂也只能关在自己的斗室里骂。”何香凝又笑着说。

“如果他关在自己屋子里骂,那是自骂自听,等于骂他自己。但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我们这个声明一定会产生强烈反响的!”宋庆龄说。

“就这样定稿了,发出去!”何香凝拍板了。

1938年4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的联合声明公开发表了。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位真正执行孙中山遗志的正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定抗战的心声。她们在国民党中央虽然没有实权,却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个声明果然引起强烈反响,又一次为她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又是一个浓雾迷漫的早晨。

宋庆龄来到香港岛的一个码头,准备取道海上前往广州。快要开船时,一位朋友匆匆赶来,一把抓住宋庆龄的手,焦急地说:“孙夫人,现在广州每天遭到几十架日本飞机的轰炸,实在是太危险了!眼下广州是一座没有空防的城市,日本飞机在那里简直是为所欲为,为夫人的安全计,还是不要去了吧!”

“不!正因为那里现在是抗战前线,我才要亲自去。你不必为我担心。”宋庆龄感谢朋友的关心,却不能接受她的建议。

“夫人,如果那里真有非处理不可的事情,能否改在离城市重要设施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就在香港处理最好。日本侵略军的炸弹可是不管你身份如何,落在身边就会粉身碎骨的呀!”当时那位朋友对宋庆龄前往广州的危险看得十分清楚。

“广州同我感情上的联系太紧密了,当她遭受战火劫难的时候,我不能漠视不管。我要同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保卫这座美丽的城市。至于危险,你不必太担心。十几年前,叛军陈炯明部炮轰广州总统府,我就经历了极大危险,但是我平安地渡过了难关。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也不能奈何我的……”说到广州,宋庆龄柔情似水;而说到侵略者,她的眼睛里,却几乎喷出火来。

当即宋庆龄挥挥手,毅然踏上了轮船的跳板。国难当头,已经没有什么危险能把她吓倒了。

当时的形势是,日军攻占徐州以后,紧接着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国民党临时首都武汉,一路从海上进逼广州,企图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连接起来。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早年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建立大元帅府,宋庆龄在这里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日子。现在她住在香港,与广州咫尺之遥,眼看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遭受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使她不能不加倍地关注着广州。

当时日军进攻广州,为的是切断中国从海上的对外联系。这些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城市设施和平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但是英勇的广州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同仇敌忾,全力保卫着自己的家园。

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宋庆龄不顾广州上空每天盘旋不绝的日军轰炸机,冒着生命危险,数访广州,写下了她直接投身抗战的又一光辉篇章。

这一次,宋庆龄得到消息,中共重要领导人邓颖超将亲往广州,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运动。宋庆龄与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在工作和事业上互相支持帮助,并有很好的私人感情。但是1927年以来,她们已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邓颖超此次前来广州,使宋庆龄有了与她当面晤谈局势与重叙友情的绝好机会。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她决定为邓颖超的工作提供方便。

宋庆龄在广州战事最紧的日子里亲临广州,时任广州市长的吴铁城为她举行了官方的盛大欢迎会,人民群众则在街道两侧自发欢迎她们心目中的国母和民族英雄。

在广州宋庆龄加紧工作,为迎接邓颖超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同时全面了解广州的抗战局势,并向有关当局提出保卫这座城市的作战意见。

邓颖超此次受中共中央特派来广州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知名人士,并鼓舞广州人民的抗敌意志;以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加强抗日统一战线。

邓颖超得知宋庆龄已先一步来到广州欢迎自己,十分感动。那天她们像久别重逢的姐妹,亲切拥抱,互相问候。接着,邓颖超专门向宋庆龄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分析和斗争策略。当即宋庆龄坚定地表示,要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多做工作。然后宋庆龄陪同邓颖超一起在广州视察并会见有关人士,为邓颖超在广州的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邓颖超当时在广州活动时间很短,但宋庆龄的风度和热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送走邓颖超,宋庆龄开始对广州进一步视察。当时在广州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日本侵略军已经投下了10万枚炸弹。到处是残垣断壁,记载着日寇的累累罪行。而各医院的受伤难民,则更是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

当时宋庆龄来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里刚好有一个从炸死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母亲死了,婴儿还完好无损,嗷嗷待哺。宋庆龄非常怜惜,抱起来在他那可爱的小脸蛋上印上一记亲吻,她嘱咐医生护士要加倍关心这个小生命。于是,宋庆龄抱着这个小婴儿的照片和小婴儿的遭遇旋即见诸报端,从而对揭露日军暴行和呼唤国外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

宋庆龄还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向先烈们敬献了花圈,并参观了黄埔港等军事设施。她勉励抗战官兵和人民群众发扬广州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同年9月,日本侵略者对广州的进犯加紧,为了声讨日寇罪行并争取国际援助,广州人民决定举行几万人参加的夜间火炬游行。宋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亲往参加。当时,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炮,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而且当时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只有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人群根本无法疏散。十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精神虽然可嘉,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但当时宋庆龄则坚定地说:“抗战必有牺牲,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而今天的游行,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纵有牺牲,亦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

于是宋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游行的当晚,她手持一只火炬,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呼喊抗日口号。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她毫无惧色。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外国记者的笔端传向全世界,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还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号召她们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中国军人。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而且当场自己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钱款。

当时宋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日军不敢攻占,因而不作认真的抗击准备。结果日军一来,他们只好率先逃窜,从而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沦陷后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以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宋庆龄在广州沦陷前夕,也悲愤地离开这里,返回香港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抗日救亡工作。

3.“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一天清晨,孙夫人宋庆龄正在九龙岛家中用早餐,联络员李云匆匆赶来,向她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一支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香港,准备到中国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医疗工作,请宋庆龄出面给予接待。说完李云又小声地说: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这次来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不要让国民党安排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宋庆龄听后郑重地点点头,随后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大夫下榻的旅馆去看望客人。

当时,国民党在香港搞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机构,垄断了一切海外的捐赠和援助,且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但是当时国民党中存在大量腐败分子,因此他们工作效率极低,使许多海外捐助的款项和物资不能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而且还常常违反捐助人的意志,将他们指名要捐助某地的钱物挪作他用,因而引起捐赠人的不满。再就是他们企图把一切捐赠和援助都由国民党支配,而不想分配给共同合作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这种状况,海外捐助人很有意见,共产党也深感国民党的做法不通情、不合理。当时,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由中共驻港办事处出面活动,但是国民党通过其政府外交部和特务机构双管齐下,进行关、卡、压和干扰破坏,中共驻港办事处此一方面的工作很难开展。此次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本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但如果不进行力争,国民党决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控制区,到共产党根据地去。因而唯有宋庆龄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中有着崇高威望且又正直的人出面,才可能把事情办成。

那天,宋庆龄自己出钱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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