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人格-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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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方法 ９９
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谈论荣格的“方法”。
明眼人从前面的述评中不难看出：荣格学说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和重要假设（包括集体无意识和原型）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譬喻”的性质。 它们的主要用途并不是为了迎合我们（必然暗含着简化倾向）
的认知需要，而更多地是为了恢复和重建“象征”即赋予个人精神世界以应有的意义。 荣格不断地用一个概念来解释另一个概念，往往给人以一种“每一个概念都落不到实处”的印象和感觉。 这种做法，不仅出于荣格对概念的不信任，而且很可能出于荣格对语言的不信任。同样，在方法论问题上，荣格也总是通过交替使用不同的方法，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每一种方法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乃是所有这些方法最终都“无法”指实、“无法”网罗的那些被“喻指”的对象。
在《论无意识心理学》（１９１７）一书中，荣格明确指出了自己的释梦方法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释梦方法。 他把这种方法称为“综合建构法”
，认为这种方法既是他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方法，又是他对弗洛伊德的“分解简化法”的增加和补充。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方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把病人患病和做梦的原因予以简化，还原为纯粹的生物性需要或纯粹的个人野心。 荣格指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建立在排除其它方法的因果还原程序上，这种程序把梦（或幻想）分解为某些记忆成分和某些潜在的本能过程”
，从而往往掩盖了其完整的意义。他认为这种方法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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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荣格：神话人格
些场合虽然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极大的局限。“一旦梦的象征不再能还原为个人记忆或个人野心，一旦集体无意识的意象开始显现，这种方法便不再行得通。 沉痛的教训使我懂得：把集体无意识的观念简化还原为任何个人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只是在经历种种困难，有过长期犹豫，并反复从失败中得到匡正后，我才决定在上面所说的意义上放弃医学心理学中这一纯粹个人的态度。”
荣格意识到：分析的方法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分解还原的方法，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某种综合的方法即一种不是将梦简化还原，而是“生产”
、“增加”和“放大”其意义的方法。“如果只是将其打碎，某些心理材料就可以说几乎什么意义也没有；但如果……用我们手中一切能用的手段，用所谓‘放大’的方法，使它们的意义得以强化和拓展，它们就可以展示出丰富的意义来。”
在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方法必然具有的缺陷后荣格指出：“只有当采用综合的方法时，集体无意识的意象和象征才能生产出它们不同寻常的价值。 正像分析的方法把富于象征性的幻想材料打碎成其构成成分一样，综合的方法则将其整合为可以普遍理解和接受的陈述。”
在荣格看来，这种方法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分解简化法”完全不同，他因此将它命名为“综合建构的方法”或“综合的方法”。
无可否认，分解简化的方法确实具有迅速简明获得结论的优点，它符合思维的“经济原则”
，因此普遍为人们所乐于采用。 然而不同于其它学科，精神分析学面对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精神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非其它任何学科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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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所可比拟。 在这门学科中，简便易行的分析方法固然也能快刀斩乱麻地揭示某些精神现象的实质，但同时却包含着歪曲精神现象的意义和把人引入歧途的危险。 正是因为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危险，荣格才决心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方法上对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作出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最有助于说明“综合建构法”的实例，是荣格在《论无意识心理学》中对“蟹梦”所作的分析。 一位长期接受荣格治疗的女病人，在治疗过程的某一个关节点上，做了一个荣格认为十分重要的梦：
她不得不跨过一条大河，河上没有桥，她发现了一处浅滩可以涉过。正在她准备这样做的时候，一只藏在水下的大螃蟹夹住了她的足，不放她走。 病人于是被吓醒。
对这个梦，病人自己的联想是：——“‘大河’是一个难以跨越的边界……我不得不克服某种障碍……也许我不得不面对的是为什么我的治疗进展得如此缓慢这一事实……我必须到达彼岸……
——“‘浅滩’是安全横渡的机会……是一条可能的途径，否则要渡过去是不可能的……在治疗过程中有跨越障碍的可能……
——“‘螃蟹’一直隐藏在水下，在此之前我并未看见它……它使我想到”癌“
（按：德语Ｋｅｒｂｓ既有‘螃蟹’之义，又有‘癌症’之义。）……癌是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病人特别提到Ｘ太太，她就是死于癌症的）……我很怕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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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是一种后退着走路的动物……它显然是想要把我拖下水……它以那样一种可怕的方式夹住我不放，我真是被吓坏了……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止我不让我过去？噢，我和我朋友最近又有过一场争吵。“
这位病人的朋友是一个女人，她们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这是一种感情上的依赖，已经接近同性恋的边缘。 病人的朋友在许多方面都与病人相似：同样神经质，同样对艺术怀有强烈的兴趣。 她们之间的关系持续了许多年。 两人相比，病人明显具有较强的个性。 由于她们彼此的关系过分地亲密和排他，她们错过了人生中的许多机会和可能。 如此一来，两人都变得更加神经质和更加容易激怒，于是激烈的争吵成为家常便饭。荣格说：“无意识试图以这种方法使她们拉开距离，但她们却拒绝倾听。 两人的争吵通常起于其中一人认为自己还不够了解对方并因而要求彼此说话更直截了当些；这时两人便非常激动地努力剖白自己的心迹，结果随之而来的却是更深的误解和可怕的争吵……这种争吵长期以来一直是用来代替快乐的替换品，所以她们谁也不愿意放弃。 我的病人尤其不能没有这种遭到自己最好朋友误解的甜蜜苦痛，尽管她总是说每一次这样的争吵都使她有‘精疲力竭’、‘累得要死’的感觉。 她早就意识到这种友谊已经穷途末路，意识到使她相信这种关系中仍能产生出某种理想东西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野心。 以前，在她和她母亲之间就有过这种夸张而虚幻的关系；在她母亲去世后，这种感情便转移到她朋友身上。”
荣格认为，对这个梦，仅用“分解简化的方法”也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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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揭示其原因，却不可能揭示其意义。 他因此同时运用两种方法对该梦试作解释，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对比了两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不同。
１。分解简化的方法
荣格说：病人如果用分解简化的方法解释该梦，她的解释可以总结成这样：“我看得很清楚，我应该渡过河去（即放弃我与朋友的关系）
，但我却更宁肯我的朋友不让我走出她的手心（即她的怀抱）——这意味着我希望我母亲把我拥入她那熟悉的、热情洋溢的怀抱。“
但这一愿望对病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其所以不能被接受是因为病人意识到在这一愿望中潜伏着同性恋的倾向，而这一倾向早已为大量的事实所证明。至于病人的足被螃蟹夹住，则也是不难解释的。 病人有一双很大的“男性的”足，在两人的关系中她扮演着男性的角色，并有着与之相应的性幻想。荣格说：“足有一个臭名昭著的阳具含义。这个梦的完整解释是：她之所以不愿离开她的朋友，是因为她对她怀有被压抑的性欲。 由于这些性欲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审美上均不被病人的自觉人格所容忍，它们便在压抑作用下成为无意识，并因而引发了病人的焦虑。”
荣格说，这一解释无情地褫夺了病人一直予以高扬的理想友谊。“确实，在分析目前达到的程度上，病人不能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不久前的一些事实已使病人相信自己有同性恋倾向。 因此，即使她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也完全可以坦率地承认她有这种倾向。 如果在治疗的这一阶段，医生对病人作出上面那样的解释，医生将不会遭到来自病人方面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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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病人却可能对医生说：‘为什么我们仍然分析这个梦？
这种分析只不过是重复我早就知道了的说法。‘“事实上，这样的解释没有告诉病人任何新东西；病人因此感到这一解释引不起她的兴味，对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尽管这种解释在治疗的最初阶段还几乎是不可能的——按荣格的说法，那时，”理解的’毒药‘还不得不非常谨慎地和小剂量地’注射‘，直到她渐渐地变得可以理喻。“——但现在，当分解的、因果还原的解释已经不再能够给人以任何新的启迪时，”就到了需要寻找可能的原型母题的时候了。 如果这样一种母题清晰地走到前台，也就到了应该改变解释方法的时候了。“
荣格说，分解简化和因果还原的方法在治疗的初级阶段有一定的意义，但随着治疗的进展，在某些病人身上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就只会给治疗带来弊病。“因果还原的方法在这一特殊的病案中只会带来某些坏处。 首先，它并未对病人的联想，即由‘螃蟹’联想到‘癌’作出准确的说明。 其次，这一奇怪的象征选择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为什么这位‘母亲－朋友’就应该显现为一只螃蟹呢？”
比上面两点更最重要的是，分解简化的释梦方法忘记了梦首先是一种主观现象，忘记了对“蟹梦”的解释，不能仅限于把梦中的“螃蟹”关联于病人的母亲和朋友，而是同时也应该关联于做梦者本人。在荣格看来，做梦者才是所做之梦的全部原因：“做梦者就是全部的梦；她既是河，又是渡口，又是螃蟹；或者毋宁说：所有这些细节都表现了主体方面没有意识到的种种条件和倾向。”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荣格对客观层面的释梦和主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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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梦所作的区分。 所谓客观层面的释梦，是指把梦中的形象分别等同于外界的真实对象；所谓主体层面的释梦，则是指把梦的所有部分和梦中出现的所有演员都关联于做梦者自己。 在荣格看来，客观层面的释梦采用的方法是分解还原的方法，因为它是把梦的内容“打碎”
，将它们分别还原为对外部情境的记忆；与之相反，主体层面的释梦采用的方法则是综合建构的方法，因为它总是设法使种种记忆脱离其外部原因，把它们视为主体自身的种种倾向，并因而将它们“重新组织”到主体自身中来。由于综合建构的方法着眼的是主体自身——正如荣格指出的那样，“在任何经验中，我经验到的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