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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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中红色家庭出生的保守派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要捍卫他们享有特权的现政权，保卫他们的父母亲。而造反派却相反，他们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支持下要推翻他们所藐视的党的统治。两派都喊着毛的口号，却隐藏着一场生死之战。“文化大革命”成了红卫兵两派的内战，1966年底，工人中对立的两派也形成了。这是一场血腥味越来越浓的战争，直到最后军队动用枪弹才结束了这场战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然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有些过分着急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1966年的夏天吧。6月16日，毛在回北京之前畅游了长江。在农民气息很重的中国，很少有人会游泳，敢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游泳，会使人感到是一种奇迹，还带有一种使人进入新的更美好世界的意念。53在长江上游泳，不仅展示了72岁的毛强壮的身体，还实现了一个象征着抵达新的彼岸的行为。毛游泳的照片通过电视传播到全中国，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毛在狂热的欢迎声中回到了北京。他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过去的50天是“白色恐怖”，命令党的工作组马上从大学和中学撤出。在中央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上（8月1日至12日），毛确定了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党进行革命。在北京的大街上有林彪的部队巡逻，红卫兵的吵闹声穿透了中央会议大厅的窗口。

8月5日，在中央会议召开期间毛将自己亲手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贴在了开会大厅的门上。上面写道：“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的这张大字报无疑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高层领导，即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场斗争公开化了。

8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十六条纲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它是革命者的大宪章，提出了两项任务：

第一，推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第二，向旧社会的四项残余，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斗争，因为旧有的剥削阶级想利用“四旧”腐蚀人民群众，达到其复辟的目的。

纲要认为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内的革命干部、特别是革命的青年人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纲要还决定文化革命战斗队要实行类似于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制度。

就在同一天，毛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百万年轻的红卫兵。林彪站在他的身旁。许多年轻人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身穿军装、臂带红袖章时欣喜若狂。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毛还进行了相同的7次检阅活动，总共有1100万从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受到检阅。军队动用火车和卡车免费运送，并负责他们的食宿。【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几百万学生以20到30人为一个战斗队，敲着震耳欲聋的鼓，手举毛的小红书穿过大街小巷。红色子弟的战斗队闯入旧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砸碎旧家具和旧瓷器，焚烧书籍和照片。他们毁坏寺庙和博物馆。他们押着教授、老师和领导头带白色高帽游街，在“批斗会”上羞辱折磨他们，让他们“承认罪过”。这些被批斗的人的名单大多数是由当地的党组织提供的。与此同时，红卫兵中的“造反派”也组织批判会，对那些党的干部进行批斗，而这些人起初也参加了文化革命战斗队。红卫兵各派之间的残酷斗愈演愈烈。

■上海公社　（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

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面对各省党的机构的阻滞和反抗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夺取政权”的命令。新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登上了舞台。但是像学生们一样，工人阶级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派别。一派是国家企业终身聘用的正式工人，他们有“铁饭碗”的保证，企业对他们从生到死都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幼儿园、学校和养老金。要说城市中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就是这些工人了。另外一派主要是从农村来的临时工，他们签有短期合同，工资低，不享受社会保险。

第一个夺取政权的就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上海。由市政府依靠的国家企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这支被称为“红色队伍”有80万人。与其相对立的是那些激进的无任何特权的辅助临时工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工人。他们联合组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这两支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整个城市运转在12月底全线瘫痪。

这场斗争是在北京的干预下进行的。1966年11月，张春桥从首都来到上海，他7月份前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现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张站在了工人司令部一边，宣布它为唯一合法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被推翻。整个中国为“一月革命”而欢呼。造反派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建立了公社，取代了旧的市政府。上海公社以秘密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企业工人代表的原则组成。在各企业中，工人们废除了旧的管理机构和党的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终于成了“国家的主人”。

他们真的成了国家的主人？1月6日，张春桥在批判吴晗的作者姚文元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上海。他们两人同来自纺织工人的上海工人司令部领导王洪文结成了联盟。这三人帮的情况，我们在毛时代后期的四人帮中还要讲述。他们三人一起决定了公社的领导成员，而对工人们当时的选举结果答应以后考虑解决。2月5日，上海公社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宣布成立。它与巴黎公社的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并非是工人阶级统治了上海，而是张春桥联合王和姚，依靠军队和公安机关统治了上海。但不管怎么说，工人阶级第一次对自己的命运有了决定权。

以上海为榜样，激进的工人和红卫兵在中国各个城市夺取政权，建立公社。毛总是把民主选举的巴黎公社视为榜样，然而他在实践过程中对此产生了怀疑。共产党在自己管理的公社体制中究竟占据哪个位置？毛想要改造共产党，使其重新焕发革命精神，但他绝没有废除共产党的意思。就像在他红小书中的第一句所强调的那样，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在文化革命的紧要关头，毛突然改变了想法。他命令解散上海公社，按照其他模式组建市政府。这个新模式就是“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党、军队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各占1/3。这就意味着在拥护毛的党内干部的支持下由军队来实行统治。

■革命的结束　（1967年3月到1969年4月）

1967年1月23日，林彪命令部队支持革命左派，重新恢复秩序和纪律。实际上部队主要是执行第二项任务。在许多地区激进的红卫兵和工人组织被解散，成百上千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几千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

1967年5月，激进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占了上风，武斗风暴席卷全中国。在北京，群众冲击部委，破坏机密档案。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总理是“红色资产阶级”的领袖。红卫兵将他围困在办公室里。8月造反派占领了外交部，烧毁了英国国旗，因为英国在香港的管理机构禁止在那里成立红卫兵组织。在一些省里，造反派用从军队仓库抢来的武器向部队进攻。自从年初军队干预运动后，造反派也将仇恨的矛头指向了他们。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残酷斗争发展到了武装冲突。动乱也波及到了农村地区，武装起来的农民联合在一起向城市进军，向党和政府办公大楼进攻。

广东省造反派在报纸上对一场红卫兵流血事件做了详细的报道：“这场发生在（1967）9月11日的可怕的流血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这场对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造成的流血事件是由一小撮保守派的头目策划的，他们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目的是……要把‘批判陶铸’的斗争引入歧路……为了纠正错误，我们在建国饭店红旗公社和红色小学司令部进行了现场调查，特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9月11日，‘春雷’战斗队、‘地区司令部’战斗队和‘保卫纲领’（或‘卫纲’统一战线）战斗队等广东的保守派组织聚集了他们的成员，乘车去了中山路5号……他们的头目带着机关枪、手枪、手榴弹和其他杀人武器，开始了蓄意屠杀……13位革命群众被杀害，150人受伤，其中17人伤势严重……除此之外，许多群众被‘地区司令部’和‘保卫纲领’战斗队的成员用石头砸伤。7人被拉上汽车带走。”54

中国面临灾难的深渊。在这种形势下，毛于1967年9月5日命令军队用武力恢复秩序。这位曾经将造反权利授予群众的领袖现在要把它收回来。毛开始了反对“极左派”的行动，最主要的牺牲者就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他们被指责搞阴谋诡计，随即被逮捕。江青公开表示要收回过去的言论，这才挽救了她自己。

1968年春夏之际，群众最后一次奋起反对背叛革命的行为。然而军队毫不留情地向造反者开枪。6月，毛将红卫兵头目召集在一起，指责他们说：“你们欺骗了我，更主要的是，你们欺骗了工人和农民。”这就成了红卫兵的终结。毛派遣了几百万中学生和大学生到中国的北部和西部那些偏远的农村，让他们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1969年4月1日召开了第9次党代会。毛宣布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林彪做了政治报告，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79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的委员几乎占了一半。军队统治了党。林达到了他权力的高峰。新党章给他带上了“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的桂冠。同时，党代会指出了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建设党并发挥它的领导作用”，这预示着下一个冲突的开始。

■结局：“文化大革命”埋葬了文化

“文化大革命”是从对共产党的攻击开始的，要求重新变成一个革命的党。它却是以在古老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下重新建设共产党而结束的。唯一变化了的是：党的机器又重新掌握在了毛的手中，他是绝对的统治者。毛泽东思想又重新在党章中确立，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了党的思想基础。

在“文革”中，几百万人的生活遭到破坏，没有人知道死了多少人，是50万，还是最新猜测的几百万呢？几百万人因身体和心灵折磨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并将一直陪伴着他们度过余生。最早的牺牲品是那些老师、教授、作家、艺术家和过去高阶层的家庭成员。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例如老舍这位写过《骆驼祥子》的世界知名作家就是其中一例。如果说普遍性的迫害随着文化革命结束就停止了的话，那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延续了十几年，直到1976年才结束。

党的干部和城市里的政府官员也遭受了不少苦难。约70％的干部被赶下了台，大多数人活了下来，事后又重新恢复了职务。但也死了不少人，除刘少奇外还有两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