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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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因此而远远超越了西方狭隘民族主义的解读。中国人爱国主义既是爱一个国家也是爱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长江、黄河、珠穆朗玛峰；是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屈原、岳飞、文天祥、毛泽东；是普通话、四川官话、广东粤语、上海方言；是万里长城、北京故宫、桂林山水、陕西兵马俑；是川菜、粤菜、鲁菜、淮扬菜；是西湖龙井、黄山毛峰、武夷岩茶、洞庭碧螺春；是《梅花三弄》《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是四合院、广东骑楼、徽派大院、江南民居；是昆剧、京剧、粤剧、黄梅戏；是南昌起义、平型关大战、台儿庄血战、抗美援朝；是两弹一星、北斗导航、神舟号飞船、高铁四纵四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这是一种包容性极大的、既有个人志趣又有人类情怀的爱国主义。
中国近百年最大的精神力量之一也是爱国主义。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只有与爱国主义结合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巨大能量。“五四”至今却有一批自称代表着“普世价值”的文人墨客极力抹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但他们只能代表少数人，代表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的某些外国势力。没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不可能在1949年完成民族的建国大业；没有爱国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爱国主义，中国不可能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个爱国主义的逻辑将在中国崛起的未来岁月中继续不断得到展现。〖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二是“大国情怀”或者“大国梦”。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也是一个大国，大国都有自己的大国情怀，但中国人的大国情怀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曾领先世界上千年，后来内忧外患使中国跌入低谷，但通过中国人民长达百多年的奋斗和牺牲，中国又快步赶了上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么近。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说过：中国渴望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不呢？他们再次觉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就是中国，而不是西方的一分子”。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之梦，中国不会照搬西方模式，也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中国将以独特的方式影响世界的未来。
“大国情怀”也意味着中国梦的提出包含了中国自己的“大国意识”，这种“大国意识”还包括话语自信、价值观自信、发展模式自信等。我们应该向世界自信地介绍我们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我们还要打通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国近代史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打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确立中国作为新型全球大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定位。
三是“天下情怀”或者“天下梦”。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人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承；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如果不超越美国，“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也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天下情怀”。随着“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中国人要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从贫困饥饿到气候变暖、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从金融危机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解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今国际秩序的各种困境呼唤中国人拿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中国人的“天下梦”应该包括这样的胸襟和关切：我们应该为国际治理中各种主要问题的解决、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创新、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公正与繁荣的世界，提出自己的主张，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历来有“王道”与“霸道”之辩。“王道”的核心是“仁政”，“霸道”的核心是强权政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迄今为止的逻辑都是“霸道”逻辑。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美国喜欢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国家往往不择手段，它可以政治上打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诱导、文化上渗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还保留直接军事干预的权利。中国历来主张“王道”，但它从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个道理：“王道”必须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实力，“王道”就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任人宰割的绵羊。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协和万邦，实行“王道”，履行一个大国应该履行的使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有所作为，更多地主持正义和公道，那将是一幅无比美好的未来图景。中国确实是最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实行“王道”的国家。从人类历史的大势来看，霸者可以气势汹汹于一时，但终将因为“霸道”而走向衰落，而实行“王道”者终将得道多助，赢得最为广阔的世界。
三、放飞梦想：三个维度
梦是一种升华。平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梦中实现，而平时已经初步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放飞梦想来展望未来。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不妨放飞梦想，使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探讨获得一种新的升华。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来展望一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光辉前景：
在政治领域内，通过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10—2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许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模式将为世界许多国家所关注、研究和学习；中国话语也将顺势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势话语，这一切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未来的变革。历史上，佛教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但中国也改变了佛教，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但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社会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讲中国所有改革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在百姓财富上，在社会保障上，在人民的满意度上，在其他中国人最关心的领域，大都超越美国时，我们就可以自信地说，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公正、更人道、更繁荣、更美好的社会。现在我们比较谦虚，我们使用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特色”这几个字也许可以省略，世界上估计还会有“瑞典特色社会主义”，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但多数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指的就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世界主流社会主义。邓小平过去说过，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最终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这个目标看来正在稳步实现之中。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创造的协商民主模式、新型民主集中制模式、“选拔＋选举”模式、比较强势而中立的政府治理模式、“选贤任能”和“人心向背”理念、“民意”与“民心”的理念等等，都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中国话语也将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主张正义，更多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作出我们的贡献。我们将从中国话语的角度重新审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我们要指出：弱者要努力变成强者，但强者不能因为自己强就可以打人，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西方一直鼓吹的“民主与专制”范式将被“良政与劣政”范式替代，大多数国家将意识到，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的成功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都为世界之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将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学教科书将因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改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结合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既发挥了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了社会主义原则下的普遍公平，它超越了西方的主流经济模式，也超越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诠释能力。它创造了世界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经济体，同时还有效地避免了西方国家所经历的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如果沿用上面所说的佛教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佛教的比方，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大部分都能实现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化。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把中国模式和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结合了起来。只要我们坚持这条道路，它就会继续产生巨大的人口和规模效应。以电子商务为例，网购在西方还是个人行为，而在中国，它已经成为数亿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未来几年内，中国最大的一两家公司的网购和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就可能超过整个美国的网购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样，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内，中国的人口效应将大大降低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成本，大大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行业内引领世界的能源革命。从地域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产生了“准发达国家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的高度良性互动。中西部地区正在重复沿海地区前20年的奇迹，估计15—20年后，我们的内地也将变成比较发达的地区，推动整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质量都走上更高的台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的规划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许我们可以用“发展管理”（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能力。这可以与西方发明的“公共管理”相对应。中国的宏观调控以及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的“宏观稳定、微观放活、社会托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中国“发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中国的大学应能开发出一整套“发展管理”的课程，就像今天大学开设的“公共管理”课程那样。中国今天的宏观调控也早已超出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中国政府可以采用的手段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所讲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一些“工具”，如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和战略资源、一大批表现不俗的大型国企等。它们使中国政府拥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一个挑战来自美国的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