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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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的山野农民,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采取“取具保结”法。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同学等多重关系,湘军形成了一个上下隶属、盘根错节、连环相扣的网络结构。这个结构的落脚点与指向,就是全军上下,都得严格服从、死心塌地地效命于曾国藩一人。如此一来,湘军不仅体格健壮,吃苦耐劳,善于奔袭,且兵丁因有保结,易于清查,不敢变乱或临阵脱逃,万众一心,战斗力大大提高。在编制上,曾国藩仿效戚继光以营为基本单位核定兵员。练习的主要阵法,也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以及《握奇经》中的四面相应阵,后来的一字阵、二字阵、方地阵等。曾国藩反复强调技艺阵法之熟练:“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这首深入浅出、情趣盎然、琅琅上口的莲花闹歌词很长,结尾是“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此后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肯定从中吸取了一定的灵感与养料。作为一名以理学家身份练兵带兵的大臣,曾国藩十分注重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强调义理之法的作用:“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他常在官兵中进行训导,要求将领以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应视将领为自己的父兄。每次训教后,兵丁们都万分感动,心潮澎湃,恨不得立时投入战场效命。领命出兵时,曾国藩又先声夺人地发表了一份亲拟的《讨粤匪檄》,声讨太平天国的不合国情与为害百姓,不仅使得湘军将士目标明确,同仇敌忾,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也在民间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收到了“一纸檄文,抵兵百万”之奇效。
曾国藩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清廷固然也有水师,但久已废弛,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太平军水营。奠都南京后,则完全控制了千里长江的水营权。有鉴于此,曾国藩认识到非创办一支力量强大的水师不可。可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真正伤透了脑筋。而没有水师,要想与太平军争雄,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曾国藩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步步顽强地施行自己的计划:先是购买钓钩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后奏请到一笔四万两的饷银设立制造总厂,自造战船;然后花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最终建立起一支拥有大小战船361艘,大小炮470门,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真可谓“赤地立军,别开生面”。
曾国藩识见高出他人,付诸行动时又有条不紊,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也就难怪他能够成其大业,达到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了。
正如当初所料,曾国藩“出山”不久,便受到了来自包括同僚及最高统治者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制约、掣肘、猜疑、嘲讽与攻讦。
在长沙练勇时,曾国藩所带团练常与绿营官兵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一出“永顺兵事件”。一群绿营提标兵夜闯曾国藩行辕,枪伤其亲兵,他本人也险些中弹。事发之后,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既未对肇事的永顺兵进行处罚,也未对其首领鲍起豹予以弹劾。遭受惊吓与羞辱的曾国藩不仅没有奏报朝廷惩办凶手,反而劝阻欲提兵火并,为他报仇雪恨的部下。通过这一给他心灵极大创伤的事件,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绿营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要想成事,只有完全甩掉绿营另起炉灶。于是,他主动迁出长沙,移驻衡州,避开不必要的人事纠纷,一门心思埋头训练湘勇。
曾国藩有一句告诫自己的常用名谚,那就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在深沉而无言的压抑与忍受中,分明透出一股直薄云天的血性与豪气。
曾国藩一心一意训练湘勇,欲成就一番大业,可湖南的一帮官吏、同僚、士绅,却总想看他的笑话。曾国藩奉旨出师衡阳,初战不利,湖南官绅议论纷纷,一时间“群疑众谤”,有的骂他无用,有的主张解散湘勇。靖港之战,太平军以少胜多,打得湘勇溃不成军。曾国藩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下可就不是议论了,而是恶毒攻击,那些与他有隙的官吏,更是推波助澜,要求参劾曾国藩。幸而战局很快好转,塔齐布取得湘潭大捷,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曾国藩的“募勇成军”获得咸丰皇帝的支持,他才在湖南官场的明争暗斗中逐渐胜出,由弱转强,站稳脚跟。
湘勇挟湘潭完胜之勇,一鼓作气地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咸丰帝特赏曾国藩三品顶戴。然后,湘勇又沿江而下,出湖南,入湖北,向占据武汉的太平军发起总攻。这也象征着曾国藩统率的团练脱颖而出,由守卫故土的地方业余武装,成为一支超越八旗、绿营的能征善战、最具实力的职业军队。然而,这支实质上的正规军仍称为湘勇,直到七年之后曾国藩攻克安庆,清廷才在上谕中一改成例,直呼湘军,不得不承认早已存在的事实。
曾国藩攻克武昌,咸丰帝总算在困顿糜烂的局势与极度的悲观失望中生出复兴的希望,不禁大喜过望地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任命他官至二品,署湖北巡抚,顶戴花翎。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乘机进言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一席话说得咸丰帝心惊肉跳,当即吓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收到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正为自己替清廷出力卖命整整八年,好不容易才授了一个实职而感到欣慰,自己的谦辞奏疏还未到京,没想到咸丰帝已经改变主意降下新旨:“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置理湖北巡抚……”
曾国藩接旨,仿佛兜头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失望之余,犹有一种被人玩弄的羞辱。满人当权,对汉人处处设防,比如六部尚书,虽满汉各设一人,但握掌实权者非满人莫属。清圣祖康熙皇帝曾立下遗训,在宫中勒石立碑道:“谕满大臣知悉,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羁縻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而已。各部院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敬谨阅看此碑,不可懈怠。”
面对不可重用汉人的清廷祖制,曾国藩除了认命领受,再次“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又能怎样?
领兵在外,没有实权,仅受一兵部侍郎虚衔,曾国藩不仅地位身份十分尴尬,且“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在阿谀奉承、腐败黑暗的晚清官场,不禁时时受掣,事事遇阻。“第一不能干预民事”,“第二不能接见官员”,“第三不能联络绅士”,最为关键的是,湘军的饷银无法落实。依照成例,清廷对民间武装不给官饷。曾国藩自办团练以来,所有饷银都得自筹。随着队伍日渐扩大,活动范围也由湖南转入湖北、江西,以客军的身份与太平军作战。如果没有地方大吏支持,就难以筹集军饷。而没有军饷,湘军将不战自溃。作为清廷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曾国藩不得不寄人篱下,事事仰仗于人。在江西的时间一长,饷银难以到位,曾国藩只有自己聘用官员抽厘筹饷。这便侵犯了江西地方官员的利益,他们除了攻击谩骂外,自然要对曾国藩处处刁难,事事设防。长期处在夹缝之中如履薄冰的曾国藩,感到自己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窝囊了,一肚子苦水无处倾泻。
正在这时,他接到父亲曾麟书病逝噩耗,马上向朝廷奏报丁忧,陈请开缺。不待谕旨下达,便离军而去。一向谨小慎微的曾国藩,一则出于对父亲的孝敬,更主要是太过压抑急需发泄之故,竟犯了清廷之大忌,身负重任的领兵大臣自行委军而去,当从严治罪。幸而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上疏说情,才得以开脱:委军一事免于追究,准予三个月开缺假期,假满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
眼看三月假期将满,只要回想这些年来的艰辛磨难与掣肘羁縻,曾国藩心中就愤愤不平。一向韬光养晦、涵养深厚的他忍无可忍,不禁露出了少有的锋芒,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以替父守制三年相要挟,公然要官:“非位任巡抚,有察吏治权者,决不能以治军。”
谁知曾国藩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要挟,“出台”得不是时候,正赶上太平天国内讧后处于军事收缩与少有的低潮时期,咸丰帝以为撇开曾国藩,马上便可攻下天京。他本来就对汉人有所疑忌,此时更不可能授予曾国藩实权,便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在籍终制的请求。曾国藩以退为进,结果与本意大相径庭,不禁深感意外,更加苦闷惆怅。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要挟之举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与非议,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虚伪之徒,与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目相去甚远。处处碰壁,事与愿违,曾国藩忧心痛苦之余,不由得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他感到招讥引谤,实则咎由自取,怪只怪自己修养不够,常怀自命不凡之感,导致一叶障目,固执己见,一味蛮干。同时,也缺少超脱出世的潇洒,“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决心多从黄老之学中吸取养料,做到能屈能伸,能出能入,能沉能浮。
就在曾国藩守制反思之时,咸丰帝的日子并不好过。原以为荡灭太平天国指日可待,没想到离京出走的石达开实力尚存,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屡屡得手,扼制了皖、赣、浙三省交通枢纽,兵锋指向浙东,使得清廷富裕的后方战略基地严重告急。此时,各地战事正处于胶着状态,咸丰帝环顾四周,已是无兵可用,无将可派,不仅占领天京遥遥无期,就连自己屁股下的宝座也有摇摇欲坠之感。不得已,这才下了一道谕旨,再次起用曾国藩。已在家中闭门思过一年有余的曾国藩得到复出机会,再也不提统兵非任实职之类的要求,匆匆收拾行装,复任效命。
再次出山后的曾国藩变得比过去圆融通达了,他深刻地认识到仅凭个人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官场腐败弊端。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不得不收敛锋芒、委曲求全,变得日趋世故、左右逢源。对自己的这一改变,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吾往年在官,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曾国藩复出不久,太平天国新任将领李秀成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举再度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为使湘军竭力效命,咸丰帝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后由署理改为实授,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所有水陆各军,尽数归其调遣。
经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执掌实权、威震一方的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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