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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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被盗的消息传开，中外一片哗然，最感耻辱与气愤者，当数慈禧于临死前选立的末代皇帝溥仪，他发誓报仇雪恨。正是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支配下，溥仪已分不清正义与邪恶，结果在日人的策划下，于1931年的一个夜晚出逃，回到了他的先祖之地东北老家，成立伪满洲国，成为日本侵略者操纵的傀儡，沦为民族叛逆与战争罪犯。
不论正说反说，只要客观一些，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慈禧的确是一名旷世奇女，有清一代的大人物。正如《慈禧外纪》所言：“慈禧必为中国历史上一极有名之君主，其聪睿之识，沉毅之才，远出寻常男子之上。”
若论中国近代史中影响最大者，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此人便是慈禧。其他关键性人物的重要影响，或局限于某一方面，或停留在某一时段，而慈禧则属长时间、全局性的深刻影响与改变。只是这种影响与改变，负面多于正面——置身列强环伺、内外交困的封建末世悲剧时代，笼罩在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识、悲剧宿命与悲剧阴影之中，慈禧以其失败的悲剧性一生，将中华民族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悲惨境地。
康有为：传统“乌托邦”
据出身书香世家的康有为回忆自述，他四岁时“已有知识”；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那年，家族长辈课以属对，上联为“柳成絮”，他不假思索地脱口对以“鱼化龙”，对仗工事、意境奇崛、超然脱俗，担任教谕的伯父康达棻当即赞叹不已：“此子非池中物！”十二岁在连州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赛上，他当场赋诗“二十韵”，惊得州吏连呼“神童”，特赠“漆砚盘盒数事”以资鼓励。
然而，被视为“神童”的康有为在科举道路上却历经坎坷，让那些对他寄予极大希望的康氏家族长辈不禁大跌眼镜：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参加童子试，屡次应试，屡次落选。最后还是凭借祖父在连州训导任上驾舟救灾，不幸殉职的荫庇，获了个荫监生的资格，才得以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而六次乡试，就有五次落第，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已是三十五岁的他，才以第八名的成绩考中举人。
莫非康有为的“神童”之誉，乃无端吹捧浪得虚名？事实并非如此，梁启超说他“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论一事，片言而决”。一次，他曾相当自负地对众人言道：“少时读六朝文，皆能背诵。”接着又说：“少时喜欢读杜诗，至今仍能背诵全集。如诸君不信，请任提一句，我即可连接下句，不遗一字。”康有为的确有着过人的聪慧颖悟，攻读也十分刻苦，八股功底相当扎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时为制艺文，援笔辄成”，“但不好为之，不工也”。也就是说，他的心思并未完全专注于科举一途。
康有为的个人兴趣非常广泛，阅读相当繁杂，除科考必读的儒家典籍外，还系统地饱读诸子百家、经史文学，就连当时最新出版的《瀛环志略》，也有过一番认真研读。这种看似有所失，实则更有所得的阅读，全赖两位叔祖父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条件——先是在左宗棠手下立有军功的叔祖父康国熹在故乡广东南海县西樵银塘修了一座藏书万卷的澹如楼；其后任过福建按察史的叔祖父康国器回乡，又在澹如楼对面新建书楼一座，收藏各类卷帙浩繁的经集杂史及新版图书数万册。
面对浩瀚的“书海”，求知欲非常强烈的康有为简直“忘乎所以”了，他刚刚放下这本，马上又拣起那本，还想翻翻更多的卷本。新鲜好奇充斥胸间，他一个劲地东啃西食、大嚼大咽，恨不得将两座藏书楼的所有书籍吃遍啃透。这种“得博群籍”的粗读，严重分散了他的精力，影响了他的科举仕途。对此，他似乎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不务正业”地翻看“闲书”。
十一岁那年，康有为父亲病逝，生活与学业便由祖父康赞修及诸叔父们打理。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古代社会，个人的功名利禄往往牵扯到整个家族的荣耀与利益，一个享有盛誉的“神童”，却在科举场上屡屡失败，连最起码的秀才“资格证书”也拿不到手，不禁弄得康氏长辈们颇有几分难堪。他们为他急得不行，严加督责的同时，鉴于过去接受的主要是家庭教育，便找了一位名师——人称九江先生的晚清宿儒、义理学大师朱次琦为他指点迷津。朱次琦不仅是康有为祖父的老朋友，他的父亲及几位学问不错的叔父都出自朱先生门下。光绪二年（1876年），十八岁乡试再度落第的康有为前往礼山草堂，正式拜朱次琦为师。
朱次琦主张经史两学相互贯通印证，学问应“济人经世”关涉国计民生。他要求弟子们读遍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更要深研精读。康有为在朱次琦门下一学就是三年，其间只回家过两次，一次是祖父去世结苫守灵，另一次是回家娶亲。三年系统学习，康有为熟读四库典籍，“得闻中国数千年学术之源流，治教之政变，九流之得失，古人群书之指归，经说之折中……”
在此，我之所以花费笔墨强调康有为的读书历程，是因为兴趣爱好、博览群书及系统阅读，对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塑造并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他能够高屋建瓴地进入社会，全赖一生所铸学问——以学问为根基，以学问为武器，以学问而救国。
刚入礼山草堂，朱次琦给康有为的唯一训示，只有两个字：戒傲。历代文学家、哲学家中，朱先生最推崇韩愈，要求学生们多读其文，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原道》。康有为却与老师意见相左，认为韩愈“道述浅薄”，“不过为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得大名”，并生发开来，认为上千年来的文学大家皆属装腔作势之辈，实无人真正了解“道”、懂得“道。认识不同，见解相左，本属正常，朱次琦也未加严责，只是笑了笑，说他的想法太狂了一些。没想到却在同学中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说他目无尊长、胆大妄为到了极点，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渐骇其不逊”。
康有为不是那种泥古不化的书呆子，他一边阅读一边思索，对辞章考据之学，对程朱理学不禁产生了怀疑。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私心好求的安心立命之所”，无法在故纸堆中找寻。于是，不由得抛开书本，闭门谢客，什么也不读地静坐养心。他尽可能地使自己进入宁静澄明之境，在王守仁式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体验中，康有为似乎进入了超越个体的博大境界。对此，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
对这种老师厌恶的静坐打禅方式，同学们先是感到奇怪，后见他“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康有为经常沉浸在这种忘却周围世界的个人内心之中，“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此种情形与洪秀全病中进入谵妄与梦魇状态，视自己为上帝派到人间斩杀妖魔的“天王”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洪秀全以幻为真，难以自拔，康有为却能及时地回到现实大地。
尽管如此，这次深陷其中的走火入魔仍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隐患，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不可小觑。比如他此后便一直没有走出圣人的虚幻，孔子有素王之称，他自号“长素”，不仅以“圣人”自视，更有超越前圣孔子之意；比如他在某些事情上不近人情的顽固与偏执，便与“歌哭无常”表现出来的人格分裂疾患极其相似……
求道而不得，与老师朱次琦在求道的方法问题上又有分歧，加之同学们认为他既狂且癫，康有为终于离开了礼山草堂，告别家人，来到位于广州西南六十八公里的西樵山，入住白云洞的三湖书院，潜心研习佛道。
置身幽山，行吟流泉，睡卧林石，骋思游想，于康有为而言，这是一段率真随性、恣意浪漫的美好日子。他或坐或眠，或行或奔，或歌或哭，或吟或啸，在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物我两忘境界中，由义理之学转向佛道之学。他吸收佛学精义，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像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那样普渡众生。在对道教五胜道仙术的苦修中，康有为则进入了另一种走火入魔——“视身如骸，视人如豕”。看自己是一堆骷髅，见他人是一群猪猡，这样的修练算得上大彻大悟、真正得“道”吗？
苦苦寻“道”而不曾得“道”的康有为怎么也不甘心，这时，他认识了一位归乡省亲、游逛西樵山的朋友——广东番禺人、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一番交往，特别是通过张鼎华对三朝以来夷务交涉的介绍，康有为得以“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联想起以前在藏书楼读过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职方外纪》等书籍，不禁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计前往英人治理的香港见识一番。
从南海到香港十分便利，也不需要像此后那样办理各类进出证件与通行手续。光绪五年（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踏上了香港这块属于中国人的“异土”，恍惚进入了一个不敢相信的梦幻世界：“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骠袅，沿山绿圃闹芳菲。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黄靴满目非。”英人统治仅三十多年，原本荒凉的渔村般的弹丸之地，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亲眼目睹的震惊中，康有为对西方社会不禁有了全新认识：“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大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传统制度。于是，萌生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在香港购买大量西方书籍而归，马上进入另一种全新的如醉如醉的阅读之境。
正是在西学的启迪下，康有为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对香港的感性认识，以及阅读中所吸收的西方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比照、反观、审视中国，康有为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传统文化实在是太陈腐、太落后了。在又一次对《海国图志》的潜心阅读中，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仿行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变法图强，旧中国才能找到繁荣强盛的成功之路。
康有为的这种求学、阅读、寻“道”之路，离叔父们希冀于他的科举之途实则越来越远。在母亲“汝祖以科举望汝，汝不可违”的督促下，1882年，他不得不以荫监生的资格，第一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
失之东榆，收之桑榆。科考虽然落选，但康有为几乎因此而“走读”了半个中国，特别是返程时途经上海，作为第一批开埠通商口岸，一个鲜为人知的沿海县镇，已成为万商云集、高楼林立、街衢纵横、五光十色的大都会，康有为再次感到西方力量的强烈冲击。“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他又一次倾囊购买西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据有关资料记载，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印西学新书，三十年间共出售一万二千册，仅康有为一人，前后购书就达三千多册，约占销售总量的四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