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烟北平-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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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连旗愣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闹了半天这鬼子在拿他涮着玩呢,他自己却说得口干舌燥,激情四射,×他妈的!白连旗很想骂人,可嘴唇动了动却没敢骂出口。他想扭头就走,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最终还是拿起了那块银元,不管怎么样,一块钱虽然不多,可好歹顶德子拉好几天车挣的钱,这年头儿面子值多少钱一斤,谁跟钱有仇呢?白连旗毫不犹豫地把银元装进兜里。
根据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要到煤渣胡同20号与日本驻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举行联席会议,他出行都是前后两辆汽车。途中,王克敏的座车在前,上面除了司机,还有两名带着手枪的贴身警卫,后面是一部警备车,车上有四个武装警卫。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王克敏的车就减速慢行,后面那辆警备车就加速越过前车。警卫们先下来布置,然后王克敏再下车进门。陈恭澍和徐金戈一致认为在煤渣胡同行动是最好时机,此外,就再没有行动机会了。这个地方的最大好处是临近胡同口,出了胡同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街,来去都甚为方便。
“平汉铁路俱乐部”只是个消闲场所,门口只有两名徒手警察站岗,徐金戈认为必须有足够的火力优势来对付王克敏的随从。另外,在20号的斜对面,相距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就是东城日本宪兵队,如果枪声响起,必会惊动他们,如何防止他们异动,便是此次行动的关键。陈恭澍和徐金戈两人在勘探地形、研究战术后,制定了刺杀王克敏的计划:陈恭澍统一指挥全局,徐金戈负责在现场执行刺杀行动。行动人员六人分为两个小组,以第一小组的三个人为主体,集中火力射击目标——王克敏;第二小组的三个人则专事掩护第一小组的安全,尽可能制住对方警卫人员的反击;总指挥陈恭澍将在目力所及的地方视现场情况随机应变,以策进退。每个行动人员都配备了自行车,行动之后可迅速逃离,防止被日本宪兵抓获,所用武器是配二十发弹匣的德国造驳壳枪,每个行动人员各带两支。
杀手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星期二行动了。
徐金戈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了王克敏的背景材料,王克敏生于广东,字叔鲁。光绪二十九年中举,后赴日本留学,当过清王朝驻日公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自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1937年12月14日,由日军占领北平后扶植的一批汉奸所成立,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内西北部的“集灵囿”,即以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曾占用过的地方。
平津等城市沦陷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共辖八个师团,总兵力达到三十七万余人,兵力虽然不少,但用来控制地域广阔的华北地区,仍感力不从心,为此才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意图借助汉奸势力配合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
王克敏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利可图,他不大在乎名声,他知道日本人找过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军政界名人,但这些人都不愿担个汉奸的骂名,死活不愿出头,而王克敏却不在乎名声,他把权位看得很重,只要日本人全力支持他成立新政府,他会投桃报李,为日本占领军服务。
徐金戈从资料上发现,王克敏没有食言,他和日本帝国签订了条约,把华北的煤炭资源让给日本人开采;还下令华北各省合力征集,把日本帝国需要的大量粮食、棉花运往日本。
徐金戈的“固执”在军统局内部人尽皆知,他执行刺杀行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杀人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否则他拒绝执行杀人任务。而陈恭澍等人杀人却不需要理由,只要戴老板发话,杀谁都可以。徐金戈的“固执”曾使军统局内同事颇有微词,认为他对党国、对领袖不够忠诚,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以自己的好恶评判为标准。奇怪的是,在军统局一言九鼎的戴老板竟然对徐金戈网开一面,默许了他的“固执”,若是换作别人,戴笠早下令清理门户了,他如此宽容徐金戈,原因只有一个,他喜欢徐金戈,认为他是个有才之人。
徐金戈对王克敏的背景材料进行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对这样死心塌地的汉奸,徐金戈认为杀他十次都不多。
唯一使徐金戈感到踌躇的是杨秋萍,她并不是专业特工,在战前只是个普通女学生,北平沦陷后她加入了曾澈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只受过使用枪械的短期训练,别的专业知识几乎是零。前些日子,“黑马”指示徐金戈扮成“南山堂”药店老板,由曾澈负责解决徐金戈的“老婆”问题,曾澈选择了杨秋萍,并且把杨秋萍纳入军统北平区的编制。按照规定,杨秋萍是行动组的成员,归徐金戈领导,这次行动组要执行刺杀任务,杨秋萍理应参加,但徐金戈自从参加军统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为难,他实在不愿意杨秋萍参加这次行动,身为专业人员,他深知这次行动的凶险,一招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让杨秋萍这样的年轻姑娘参加刺杀行动是不是太残酷了?
徐金戈对陈恭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陈恭澍却冷冷地问道:“金戈兄,每日拥美人儿而眠,是不是英雄气短了?”
徐金戈有些难堪地回答:“这倒也不是,她是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女人,恐怕在行动中会拖后腿,这是我最担心的,能不能不让她参加?”
“恐怕不能,你知道,我们的人手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了,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分内的事,男女都不例外,蒋委员长说过,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金戈兄,你是军统的老同志了,怎么能在关键时刻儿女情长呢?”
徐金戈觉得陈恭澍的话难以反驳,他一时语塞:“这……”
陈恭澍正色道:“金戈兄,恕我直言,你可有些变了,在我印象里,你是个忠于职守的冷血杀手,把男女之情看得很淡,这次是怎么啦,让那小娘们儿把魂儿勾走了?真拿她当老婆啦?”
徐金戈一把揪住陈恭澍的衣领,直视着他的眼睛,凶狠地说:“姓陈的,杨秋萍是我的老婆,你要是再用这种口气说她,我会把你脖子拧断,你记住了!”
陈恭澍面无表情:“好,我不再说了,但杨秋萍必须参加行动,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说了算。”
文三儿近来心情很舒畅,因为“同和”车行几乎变成了赌场。自打白连旗来了以后,孙二爷越来越上道儿了,他算是学会了玩,而且越玩瘾越大,几乎到了不务正业的程度,按说老板要是不务正业,那就是伙计们狂欢的节日了,没人成天老盯着你,这还不是好事儿?文三儿巴不得孙二爷见天儿去逛窑子,晚上就住在八大胡同别回来,兴许哪天玩高兴了就忘了收车份儿。
孙二爷不但学会了养鸟儿、养虫儿,还养起了金鱼,院子里一溜儿摆了八个大鱼缸,金鱼按品种分缸养殖,孙二爷不管见了谁,都得意地向对方介绍自己的金鱼,哪个是“狮子头”,哪个是“水泡眼”,哪个是“珍珠”或“红头”。由于鱼缸太多,院子里摆不下,又把车棚子占了一部分,这下收车晚的车夫没地方放车,只好把洋车用铁链锁在一起,放在院外过夜。
京东通惠河的平津上闸附近有个叫高碑店的地界儿,那里的人靠养鱼为生,不光是养金鱼,也养鲢、鲫、鲤、草等鱼类,供京城人食用、供佛或放生。孙二爷最近有点儿空就往高碑店跑,只要有新的金鱼品种,他是一定要买的,实在没得买看看也好,那些色彩斑斓的金鱼把孙二爷弄得魂不守舍。文三儿对孙二爷这些新嗜好一概加以恭维和怂恿,因为孙二爷每次去高碑店总是坐他的车。南城的南横街离京东高碑店少说有四十里,一去一回就是一整天,比起在大街上拉散座儿,这绝对是个肥差。从前孙二爷有钱却不知怎么玩,现在好不容易上道儿了,文三儿难道不该鼓励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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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高碑店的路上,文三儿的嘴就没闲着:“二爷,前两天我在西四牌楼碰见几个‘吉祥’车行的伙计,他们一见面就打听您。”
孙二爷一听就竖起了耳朵:“是吗,打听我什么?”
“说你们老板孙二爷最近得了个绰号你听说了吗?叫‘金鱼孙’啊,虽说出道儿是晚了点儿,可一玩起来就收不住了,一下子就四九城闻名啊。我说这事儿传得真快,怎么连你们都知道了?他们说敢情,四九城谁不知道?你们孙二爷是个大玩家,玩什么像什么,别看不是老北京,真玩起来比大宅门里的公子哥儿不差。”
孙二爷听得浑身舒坦,但嘴上还得谦虚几句:“不行,不行,二爷我还差得远,也就是刚入道儿吧。”
“二爷,您这么说我可就不爱听了,您别小瞧了一个玩字,这里面学问大啦,不懂的那是瞎玩,玩一辈子也玩不出名堂来,不是有句话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儿吗?这话没错,就说我吧,也喜欢养鸟儿,可喜欢管什么用,您得有那本事不是?不瞒您说,前几年我还真养了只鸟儿……”
“嗬,你也养过鸟儿?没听你提过呀,你养了只什么鸟儿?”
“嗨,说出来都臊得慌,百灵画眉那是名贵鸟儿,我连想也不敢想,我养了只‘老西子’,还买不起鸟儿笼子,只能弄根儿木棍儿让它站着,为了驯它叼东西我可是没少费劲,可这东西除了会嗑瓜子别的什么也不会。有一次我不在家,这‘老西子’没站稳,从棍儿上掉下去,那根拴脚绳儿就这么吊着它,‘老西子’扑腾半天也没翻上来,就这么吊死了。”
孙二爷放声大笑:“文三儿啊文三儿,连他妈的‘老西子’都养不活,也敢叫养鸟儿?那不是你玩的东西,你小子,也就是个拉车的货。”
“那是,我这辈子算是没什么奔头儿了,到哪儿也是拉车的货,不像二爷您,玩什么都能玩出彩来,就说养金鱼吧,您才玩了几天?得嘞,绰号都有了,‘金鱼孙’啊,这是闹着玩的吗?二爷啊,我文三儿算是遇见真人啦,您没看出来?同和车行几十号人,还就是我跟二爷亲近,得,什么也甭说了,二爷以后有用得着我文三儿的地方,您只管言语,您记着,我文三儿死都是同和车行的鬼。”
“嗯,好好干吧文三儿,二爷我不会亏待你。”
文三儿心里暗暗好笑,去你妈的,老不死的东西,说你咳嗽你就喘上了,什么他妈的“金鱼孙”?是养金鱼的孙子。文三儿一脸坏笑地瞟了孙二爷一眼,嘴里含含糊糊地哼起了小曲儿:
姓孙的回家问爹娘,为什么不姓李张王,站在人前矮两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
……
正靠在车座儿上闭目养神的孙二爷突然睁开眼睛:“文三儿,你他妈哼哼什么哪?”
文三儿吓了一跳:“二爷,我哼戏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