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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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他治学最精华之所在，也是他对传统学术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文史互证”将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方法和西方近代的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等方法融会贯通，它一方面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理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角度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的“历史的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之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之了解。①在学术这一严格的领域里，要将文与史相互印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有传统的考据学和史学根基，又要有近代西方史学方法，还要有传统诗学的修养。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真正能够在这一领域做出成绩的就更有限了。就陈寅恪而言，他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文史修养自不待言；又有多年的留学经历，对西方史学、西方汉学、佛学乃至梵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因此，陈寅恪敢于并做到了在史学领域里面运用其文学素养，以诗解史，诗史互证。
陈寅恪研究唐诗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早就注意到唐诗中大量的运用“比兴”手法，而中唐时元稹、白居易二人的运用尤其明显，创作出了一些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他认为唐代诗人通过诗歌所反映出的生活层面及思想十分丰富，因此，唐诗可以和唐史互相佐证。从30年代开始，陈寅恪就已开始其唐诗研究。1935年，他作《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以李商隐的诗句“万里风波一叶舟”一句考证出李德裕的归葬日期为唐宣宗大中六年夏季。之后的《韦庄秦妇吟校笺》中，通过对韦庄《秦妇吟》的诠释，证明唐朝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记载的可靠性，并进而说明唐末黄巢起义时东南地区的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苦难。①
《元白诗笺证稿》初稿在陈寅恪还在成都时就已经完成，但直到1950年才由当时的岭南大学刊行。在《元白诗笺注稿》中，陈寅恪将他一直倡导的把诗歌和历史融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史互证研究之中。陈寅恪曾经说过：“今之读（白）居易诗，而不读唐诗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经洞察到白居易诗中的写实特点。他以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卖炭翁》为例来解释他的以诗证史。白居易曾在《卖炭翁》序文中指出其主旨是“苦营市也”，陈寅恪引用韩愈《顺宗实录》记载的“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为主。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他首先考证世传的《顺宗实录》是韩愈的原本，因此韩愈对当时的记录是准确的，是能够与白居易诗相印证的。因此，他做出结论：“退之（即韩愈）之史即乐天（即白居易）诗之注脚也。”之后，他又将《旧唐书》等史书的记载和白居易的诗歌相对照，考证出唐代中期关于营市的史实。
他还将元稹与白居易的作品加以比较，元白二人有许多题目相同或者相似的诗作。如元稹有《琵琶歌》，白居易有《琵琶行》，两诗中的描写有类似之处。陈寅恪经过认真的对比做出结论：“今取两诗比较分析，其因袭、变革之词句意旨，固历历可睹也。后来作者能否超越，所不敢知，而乐天当日实已超越微之所作，更为无可疑者。至乐天诗中凝滞之字句，不易解释，或莫知适从者，亦可因比较研究，而取决一是。斯又此种研究方法之副收获品矣。”通过二人作品的比较，不仅能发现二人有因袭和变革之处，更在此基础上证明白诗是见到元诗之后有感而发而作，虽是有感而作，但白诗的水平却远在元诗之上，原因在于白诗表达的主旨远远超过元诗。他在《元白诗笺注稿》第二章中曾专就白居易《琵琶行》一诗加以评论：“而诗云：‘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所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泛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元白二人不同的感情投入导致二人诗的旨趣的显著差异。通过二人诗歌的比较，陈寅恪不仅能看出白诗水平高于元诗，是“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还能看出二人人品的差异，白居易敏于时势忧国忧民显然要强过元稹的安于享乐。诗文成为陈寅恪研究唐朝社会的一个门径。此外，他还将元稹在其《莺莺传》中对自己始乱终弃而并不愧疚之事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轻视地位低下的女人的风气加以印证。
《元白诗笺注稿》出版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大致说来，持不同态度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唐史学家，他们评价甚高，着眼于新材料中发现的新史识。一类是文史学者，他们一方面批评陈寅恪有“过求甚解之处”，另一方面也有较高评价，但更多着眼于文史沟通的新研究方法。再一类则是文学研究专家，他们则有些怀疑这种研究，担心“史实”对于“诗意”的伤害。但是他们一般都很少说破这一层，那就是这部书标志着以诗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
1946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国家和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质量急剧下降。随着内战的加剧，生活的艰辛程度也日益严重。寒冷和陈氏夫妇的心脏病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略》中曾记：
（1947年）是岁寒甚。清华各院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关于陈寅恪卖书买煤度严寒一事，季羡林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曾经专门做过详细的介绍，《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忆道：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圆券，又从银圆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食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
此时的陈寅恪，是国内第一流学者，学界泰斗，并且已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第一流的学者尚且窘迫至此，更不消说一般百姓了。时某报曾载一首诗：“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袭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此诗当时附序为“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①这一年，陈寅恪58岁。是时，内战仍在继续，和平无望。陈寅恪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很不满，他在《南朝》一诗中以“徐妃半面足风流”形容国民党。徐妃虽风流自赏，其实江河已有瓯脱之势，则其“风流”亦不过半面而已。②这暗示他对国民党政权难以持久的预感。当北京学生的反蒋民主运动蓬勃展开时，他毅然在高等院校教授志愿学生运动的呼吁书上签名支持。除此之外，他拒绝接受“美援”面粉，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已经十分窘迫。
二、时局变化与陈寅恪的去留（1）
个人身世之沉浮与社会大环境总是密切相关，在陈寅恪尤其如此。我们还是将视角放大一点，先来看看40年代末的中国情势吧。
1948年，小陈寅恪三岁的毛泽东在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的十月革命纪念文字里，饱含深情地宣称：“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①写作此文的一个月前的连续两天之内他相继发电对辽沈和淮海战役的战术部属战斗任务作出最高指示：……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②……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修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③对平津战役的部属整整在淮海部属的两个月以后，又一封电文发往前线指挥机关：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①那是一段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众所周知的“三大战役”将彻底改变百余年来你争我夺群雄逐鹿的炎黄故土在当下的实力对比。抗战胜利以后一度坚甲铁兵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是今非昔比，而经过了八年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军队却因自身政策的有力、纪律的严明以及指挥人员的优异，而在战火的考验中不断强健不断壮大了起来。正在发生着和即将到来的战斗，特别是三大战役，仍在并将继续加速这种变化的趋势。史料显示，仅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进行的辽沈战役就歼敌47万余人，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稍后进行的淮海战役更达55万之巨！三大战役使蒋介石政权由此被极大的削弱，并事实上“战”定了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已是不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