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ceo潘基文-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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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交领域36年的历练也为潘基文带来较高声望。前总统顾问张成旻说，潘基文精通英语、法语，并且熟悉德语和日语，言谈温和、举止谦逊的风格使他在外交通商部非常受欢迎，也很难从他身上找到问题。张成旻这样形容潘基文：“你难以找到一个真正讨厌他的人。”　
　　在工作上，潘基文一丝不苟，下属向他汇报工作时，如果有含糊其词或者错误的地方，潘基文都会立即指出，但绝不严辞呵责，而是用和缓的语气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虽然潘基文对工作要求很高，但与他相处的官员都没有怨言，潘基文得到了很好的口碑。　
　　潘基文精力充沛，经常工作到凌晨，周末也不休息，而且中午不睡午觉。曾经有记者问他，平时没有时间运动的他是如何保持健康的，潘基文说，工作就是锻炼，合理安排工作，一样对身体健康有利。　
　　对于事业的太多投入也使潘基文难以同时顾及家庭。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始终把事业置于个人事务之上。2005年5月24日，他为女儿举行婚礼，只有寥寥几位熟人到场，除少数高级官员的祝贺花环，婚礼现场完全见不到高官家庭婚丧嫁娶常见的“客人排队”现象，这在十分看重上下级关系和社交礼仪的韩国极其罕见。　
　　他还郑重贴上了“不收红包”的条幅。有人开玩笑说：“潘外长平时参加别人的红白喜事，都给红包，自己却不要，岂不是损失很大　？”　
　　婚礼选定的场所同时还在举行“政府革新世界论坛开幕式”。把结婚典礼的场所选在这里，是潘基文的主意，因为这可以让他只要在不同楼层穿梭，就能既参加会议，同时尽为人父的义务。他婚礼前一个小时才赶到，作为女方家长迎接宾客。　
　　“我对自己的家人感到很抱歉，但首先干好自己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即使我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有1个儿子、2个女儿的潘基文在一所韩国高中演讲时说，“外交官在海外享有不少特权及豁免权，因此也有无穷的职责。”　
　　而他的妻子柳淳泽也非常体谅和支持丈夫。柳淳泽出生于一个非常传统的韩国家庭。结婚之前，柳淳泽的母亲经常告诉她：“一个大男人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回到家里，只有两种情况：没有职业或者生病了。所以你丈夫晚归时，千万不要唠叨。”母亲的这段话深深地影响了柳淳泽。　
　　潘基文进入韩国外交通商部后，经常早上5点半就要到官邸候命，晚上因为忙于应酬，回家时也经常是深更半夜，根本没时间照顾家人。不过，温柔贤惠的柳淳泽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而是默默地照顾着整个家庭。由于工作需要，潘基文经常出国访问，柳淳泽陪同出访时，一般都静静站在丈夫身后，她并没有太多动作，然而却没有人能忽视她的存在。　
　　柳淳泽的厨艺水平不错，她经常亲自下厨，为丈夫和朋友们做拿手菜，借此增进感情。2006年5月，安南访问韩国时特别到潘基文家做客，想亲自考察一下接班人。为了营造温馨气氛，女主人柳淳泽亲自下厨，打造了一桌丰盛的晚宴，让安南夫妇赞不绝口。　
　　潘基文曾多次感慨地说，正是有了妻子的支持，他才能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　
　　美国专栏作家汤姆·普雷特如此形容潘基文：　“这个职业外交官准备充分，非常熟悉业务，比韩国外交部的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目标明确，通多国语言，包括英语。从新加坡到东京，从非洲到拉美，他都深受外交同行喜爱，和中国、美国的高级外交官员相处融洽。美国国务卿赖斯多次表示，她喜欢和潘基文待在一起。并非所有亚洲外交官都能入她的眼。此外，他是个好人。”　
　　潘基文在他人眼中是天生的外交官。他谈吐温文，总有办法避免跟人家结怨。韩国官员通常都难免跟议员争论得面红耳赤，惟潘基文甚少涉及骂战。然而潘基文虽然以温和著称，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却也毫不妥协地坚持立场，事实上他既要处理贸易谈判，也要处理朝鲜核危机等棘手问题，绝非个性软弱者能胜任，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上，潘基文领导下的韩国外交政策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韩国媒体评论说，在潘基文任内，韩国多次拒绝美国公开谴责朝鲜人权记录的要求，并在美国态度有所保留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外交合作关系。　
　　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曾谈到90年代中，他同潘基文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共事的情况，认为潘基文是一个既灵活又坚定、处事温和、公正的外交家，而且还带有一点人情味。　
　　王嵎生回忆说，1994年，APEC领导人茂物会议制定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要求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成任务。1995年，APEC制定“大阪行动议程”时，成员间最大的分歧是，这两个时间表是否具有“约束性”和“全面性”，是否允许必要的“灵活性”。美加澳等发达成员坚持前者；中日韩等成员由于农产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则坚持后者。大阪领导人会议前夕，日本考虑到东道主地位，态度暧昧，退居幕后。但韩国态度坚决。　
　　潘基文私下告诉王嵎生，在农产品问题上，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能顶住，让步太多，损害了国家重要利益，造成国内动乱，总理被迫辞职。这次金泳三总统亲自指示，必须坚持保有“灵活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潘基文还说，必要的“灵活性”是APEC自主自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妥协，并希望中国鼎力相助。当时中国同韩国的处境和立场十分相似，因此中方自然完全赞成他的主张。　
　　中韩两位APEC高官约定，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从不同角度施加影响。　
　　由于潘基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向美加澳等成员晓以利害，并在施加适度压力的同时，做出一些技术性的妥协，最后终于达成各方基本上都可接受的案文。序言中写明，所有成员都要按期全面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又在具体条文中规定，在处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引起的问题时，允许有“灵活性”。　
　　这个难题的顺利解决，是潘基文外交经验与智慧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既坚定又灵活，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照顾了发达成员的立场。　
　　由于办事得力，争取“灵活性”有功，潘基文不久便荣升总统府典礼官，成为金泳三总统身边的得力助手。　
　　王嵎生说，潘基文有时也很　
　　幽默。在他访问韩国期间，他祝潘基文荣升要职，潘基文却开玩笑说，现在“更辛苦了”：每天早晨上班时，见到部长，他都得点头鞠躬，弄得脖子都酸了；不过也有点“回报”和安慰，过后部长们要想见总统，或者要急送文件，不得不亲自到他的办公室来，向他点头鞠躬。　
　　在幽默中潘基文透露了他的实际身份和地位。潘基文有时候也会流露出自己平民化的一面。2005年在老挝出席东盟会议后，很多外交官员立即归国，他却抽空在首都万象漫步，到小摊上买新鲜果汁，与当地百姓闲谈。　
　　现任中韩友协副会长的张庭延在1992～1998年，曾出任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大约十年前，我在汉城任职时，第一次见到潘基文。当时他才从韩国驻美国使馆公使职务上调回，出任韩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约见他，是受命就一个棘手的问题与他交换意见。　
　　“那几年，每年上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例会时，美国都要带头提出‘涉华’提案，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并企图在会上通过。中国当然不能接受，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提出反提案，与之针锋相对。于是中美双方为此大力展开拉票活动，力争一旦进行表决，能使本方提案获得通过。当然，那几年，为了避免更尖锐的对抗，中国每次都采取灵活的做法，在诉诸表决之前提出不表决动议并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打消了美国的企图。　
　　“我当时约见潘基文，正是中国处于拉票活动期间，目的是说明中国人权问题的状况，争取韩方的理解和支持。当然我也知道，此事涉及对于韩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韩美关系，而中韩建交时间又不长，韩国处理这一问题可能十分费斟酌。但是，我还是要努力做对方的工作。　
　　“潘基文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我。屋内一边是他的办公桌，另一边是围成圆形的沙发，用于招待客人。潘基文面带微笑，在门口迎接我。他高高的个子，淳朴的面庞，不像久经沙场的外交官，倒像一名儒雅的学者。落座寒暄后直入主题，我说明了来意，介绍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希望得到韩国的理解和支持。潘基文说话不紧不慢，首先表示韩中建交以来，两国各方面的交流正在加强，双边关系发展很好，在国际事务中也有很好的配合与合作，他对此感到高兴。接着他谈到韩国和美国的关系，说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目前发展良好，对韩国来说也十分重要。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他说韩国处理时不会不考虑上述这些情况的，至于怎么做，韩方还需要研究，届时也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潘基文说话用词婉转，好像在与人商量问题，但也听得出他表达了韩国的立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潘基文，会见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在表决之前，仍提出了对中美双方提案不表决的动议，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使得美国带头提出的‘涉华’提案流产。在表决中，一些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对中国的动议投了反对票，但韩国投了弃权票。那之后的几年中，韩国一直维持这一立场。根据潘基文当时在韩国外交部的地位，此事或许不是他最后拍板，但他的言谈仍令人难忘。细想之，外交就是周旋于各方之间，巧妙地寻求平衡，韩国的做法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的某种支持。”　
　　2005年，潘基文到北京访问，在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的安排下，潘基文与张庭延在午宴上重逢。他高兴地拉着张庭延的手说，他很想见到张先生，感谢李肇星外长了解他的心愿。可惜的是，那次他日程很紧，不巧张庭延也有事，没能更多地交谈。　
　　张庭延对潘基文的印象是：为人谦和，外柔内刚，有亲和力。　
　　还有一件趣事，很能说明潘基文的外交风格。2005年11月中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韩国釜山举行。开完会合个影是国际会议的惯例，也是为了给主办国留下一个纪念。但15日晚上的外交和贸易部长会议后，一些部长不辞而别，未能在合照上留下靓影，其中也包括美国国务卿赖斯。　
　　这可急坏了主办国。于是，在16日各国部长全体会议上，韩国外长潘基文特意提出再照一张“部长全家福”，并提醒大家：开会固然重要，可也别忘了照相。他说：“你们知道，会议终结束，但照片永流传。”　
　　在他的热情张罗下，这张“永流传”的“全家福”照片终于定格，留下了与会各国部长们的身影，也留下了潘基文标志性的儒雅的笑容。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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