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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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7月26日的《申报》记录了上海钱庄纷纷倒台的经过：
英租界天津路正元、谦余二钱庄，15日因周转不灵，停止进出，16日兆康庄继之。沪道蔡观察（上海道台蔡乃煌）闻耗后，立饬公共公廨派差协探……又闻森源钱庄亦于16日受其影响，暂行收账，17日元丰庄继之，18日会大、协大、晋大三庄又继之。市面紧急，恐慌殊甚……
在这种控制经济现金流的钱庄连锁倒闭事件中，上海的金融状况恶化到了极点。在众业公所挂牌交易的近百种股票奄奄一息，90％以上的股票已无人交易，这些股票已经形同废纸。
外地商埠也很快受到影响，正元等三家钱庄倒闭的消息一传到杭州、宁波，马上引起银根紧缩，不少钱庄票号随之关门歇业。到7月底8月初，上海钱庄倒闭风潮的影响由江苏、浙江往内陆蔓延，最后终于扩展成了全国性的风潮，深入到了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金融业的极度不景气也使工商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工厂企业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或因原料、产品市场不景气而停工的数不胜数。
当然，话说回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是上海银钱业。囤积大量股票的钱庄的老板们成为了最后的买单者。多家钱庄的大老板陈逸卿损失了200多万两，戴嘉宝损失180多万两，陆达生损失120多万两。钱庄是靠活钱来做生意的，一旦资金链断裂，这边款子收不回来，那边又来讨债，那让他们怎么办？关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大祸已经酿成，金融海啸已经席卷而来，经济界、金融界已经无法招架，政府再不出面，那可真没办法收拾了。
在这橡胶股票事件的滔天巨浪之中，作为救火队员急匆匆赶来收拾烂摊子的清政府的表现可谓相当及时和英明。单从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来看，清政府足以跻身“最负责任政府”行列，与以往昏庸、愚昧的形象完全搭不上边。
《申报》也报道了上海道台蔡乃煌在听说正元等钱庄出现周转问题，停止进出时，第一时间让公共公廨把正元等三家钱庄的老板、经理等收押起来，严加审处，其中包括陈逸卿、戴嘉宝、何兆政、陆葆润、何继云、魏宝炎、戚雅芳、田龙章等人。他还派人去调查风波缘由。而正元集团倒闭的时候，蔡乃煌又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赶赴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来的时候又谒见了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议办法。几番跑下来，对局势总算有了一个看法，并且也有了初步的对策。
在朝廷为之焦头烂额的当口，洋人们又来添乱。外国银行见到了几家大钱庄倒闭，想到自己也放了不少钱给中国钱庄，也就急着想要收回这些款项，这就让钱庄们面临了更加大的资金压力。当时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款，据称在1100万到1300万两之间，这笔钱是维持上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外国银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宣称要收回拆款，那无异釜底抽薪，会大大恶化上海金融危机的形势。张人骏据实向朝廷汇报，朝廷让他按照所筹划的办法处理，并让上海道台悉心筹划善后事宜，“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7月27日，清廷还批准向外国银行进行紧急借款。
既然洋行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来简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似乎有交代不周之嫌。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是列强纷争，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对于上海金融界有着极强的影响力。毕竟发展了上百年，它们的资本比较雄厚，又吸纳了大量外国企业的存款，并且，由于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到洋行里，尽管这些洋行的存款利率很低，这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不辞辛苦把钱存到老老远的瑞士银行里一样。安全嘛，这还是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首先会考虑的。
为了贯彻中央的救市精神，蔡乃煌苦口婆心跟外国银行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雪上加霜，而应该雪中送炭。他的努力有了结果，8月4日，蔡道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了《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洋行虽然不太信任钱庄，但既然有政府出面担保，他们还是愿意相信的，何况他们也知道，如果这场风暴继续扫下去，没准儿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所以他们最后同意借款。9家洋行总共出借了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拿出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钱庄则把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由注销。
上海道台蔡乃煌（中）与西人福开森
这些洋同行们总算是没有乘人之危，握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他们并没有趁机收取高额利息，这笔借款的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了。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人亡政息，合同里还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与此同时，蔡道台还特别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到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大上海钱庄的顶梁柱及其所属庄号内，帮助他们稳定市面。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大概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惨重。不过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非凡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总算是挺过了第一轮冲击波。尽管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精疲力竭，但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
清政府，尤其是张人骏和蔡乃煌，行事不可谓不主动积极，处理方案不可谓不妥帖周到，结果也不可谓不水到渠成。这种铺天盖地的危机阵势，以前谁都没见过，能在半个月时间里做出如此妥善的应对处置，清廷的治理水准未必比罗斯福时候的美国政府低多少。照这样的方子抓药，这场凶疾应该会很快会被克服的。
事情也本该到此为止。
可历史的暗流似乎不打算就此罢手。
第二轮冲击波来袭
当年9月，又到了清政府偿还庚子赔款的时候了。庚子年战败后，清廷每年都要向列强缴纳赔款，国库空虚怎么办？只能摊派到了下面的各省去搜刮了。按照惯例，上海承担的份额为190万两。这个时候，7、8月份危机的后遗症显露出来了。蔡乃煌已经把官银拿去救市了，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上海的银库已经空了，哪里拿得出钱来缴款？鉴于当时上海市面还没有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这赔款。
但是，这个举动让与蔡乃煌结过梁子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瞅准了，他马上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弹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这下脑子没拐过弯来，也不想想是谁刚把金融风波平息了一些，就听信了片面之词，斥责蔡乃煌接管上海银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不顾大局”，于是立即把蔡乃煌革职了。事实上，说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倒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但要说他所做一切都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恫吓朝廷”，那只能是端坐在紫禁城里的井底之蛙们闭门臆测的结果。蔡道被炒了鱿鱼，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换一个领导来，治理水平未必比他差，但最关键的是，朝廷命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巨，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一旦把这些钱统统拿出来，这两根上海钱庄的擎天柱就指日将倾了。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有实力的钱庄，像胡雪岩一样，它的老板严义彬也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依靠的不是外国银行的拆款，而是上海道台的官银支持，上海官银大约有十分之六存在源丰润系的钱庄，十分之四存在义善源系钱庄里。
源丰润银票
除此之外，严义彬的钱庄还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那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家银行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职能。
清廷的对外赔款，在由各省分摊后，一般都是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之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已经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他们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如果把这笔钱划给商部使用，“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之下，慈禧便同意了把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关上门“研究”的范围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更了不得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该存在官方的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老板名下的资产。
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老板，在危机中便俨然如中流砥柱。而且，如同严老板自述的那样，“票号源丰润向有分枝，存放较巨”，它倒台不要紧，它蔓延在江浙沪乃至全国各地的分枝触角都会将这种震动放大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基于这种考虑，包括蔡乃煌在内的官员们也是以“维护源丰润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蔡乃煌对源丰润的关照向来不薄，这可能是因为他与严义彬私交的缘故。七月初二那天，他还打了密电给军机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说源丰润“有12个分号，影响各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后果“不堪设想”。他还陈述了自己的具体做法：“嘱其将地契、房据、盐票、股单共值300万两，交道保存，由道代借300万两，酌量应付华洋欠款。现计职道担保之款及所借洋债在700万两以上……”但不管蔡道对源丰润这般两肋插刀是否有私人关照在里面，在这种危急关头，支持源丰润，避免更大一波的风波，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于是，在朝廷中枢命令他“将经手款项缴清”时，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同时再次申明，万万不可从源丰润把上海银库的钱提回来。
但在军机处看来，蔡乃煌还是在重施“恫吓朝廷”的故伎，于是，对他又是一番劈头盖脸的申斥，骂完之后，还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
委屈和压力之下的蔡乃煌终于崩溃了，他憋着一腔愤懑翻脸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而且一下子提走了200多万两。洞悉内情的人说，蔡乃煌火急追讨官款，是出于军机大臣对他斥责的愤恨，所以故意这么做，是要使市面动摇，从而还政府以颜色，让那些屁事不懂的中枢官僚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金融危机，让他们看看当初自己的逆耳忠言到底是不是“恫吓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