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二号人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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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还是一种经济制度。各种行政经费是按牛录为单位分摊的。每个牛录派男丁10人和牛10头在空地上种粮食，收获的物品都要归公。
八旗制度还是一种行政制度。各级大小官员除是生产的组织者、战斗指挥员外，还是行政官员，也就是说，八旗充当了国家机构。
努尔哈赤创建了满洲八旗，皇太极又发展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一共有二十四旗。以后又将达斡尔、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编入“布特哈八旗”，也就是打胜八旗。但是，这些都通称八旗。入关后，八旗成为军事组织，并分为京师八旗与驻防八旗，分给土地，发给兵饷。八旗士兵的待遇，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物质上，都要比绿营士兵优越得多。
八旗本无高下之分。清朝入关以前，宗室亦分八旗，镶黄旗属于皇帝一人统属。后皇权进一步加强，正黄旗亦归皇帝统属。代善（清太祖次子）统管正红旗；庄亲王舒尔哈齐（努尔哈赤之弟）的儿子济尔哈朗统管镶蓝旗；清太祖十四子多尔衮与清太祖十二子阿济格统领镶白旗；清太祖十五子多铎统领正白旗；代善长子岳托统领镶红旗；太祖五子莽古尔泰掌管正蓝旗。正蓝旗归皇太极亲统后，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三旗便成了由皇帝亲自统领的亲兵，身份高贵，条件待遇优厚，称为“上三旗”。如此始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顺治初年，多尔衮将当时亲领的正白旗纳入上三旗而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多尔衮病逝后，顺治也将正白旗纳入上三旗，宗室王公皆分隶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五旗，皇子分府全部拨入这五旗。此后清代八旗高下之分就成了定制。
入关后，八旗逐渐有了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是指镶黄、正白、正黄三旗，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归皇帝自领，地位高贵，人多势众，构成了八旗的核心；其他下五旗，是诸王、贝勒、贝子等宗室贵族的分封之地，发展到后来，旗主权力被削弱，八旗全归皇帝统领。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造成了正身旗人社会地位事实上的差别，这是八旗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明显标志。
上三旗守卫皇城，挑取侍卫，皇帝外出时担任扈从，是皇帝最倚重的亲军。下五旗除守卫京城外，还被大批派往各地驻防戍卫。圣祖幼年即位时，以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为四辅政大臣，均出身上三旗，这就说明上三旗人在参与政治方面也享有极大的优势。
为了破除上三旗人与下五旗人的隔阂、鼓励下五旗人建功立业，皇帝特别建立了“抬旗”制度。由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谓之抬旗。“抬”意即由下往上升，也算是给下五旗人一个向上“晋级”的途径。其本支子孙准一同抬旗，同胞兄弟仍隶属于原旗。皇太后、太后母家在下五旗的均准予抬旗。如“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她原本是镶蓝旗人，后被抬入镶黄旗。
以后，随着时局的发展，抬旗的方式也多样化了。上三旗的汉军可以抬入同一旗下的满洲旗。圣祖生母孝康皇后一家，佟佳氏，原隶镶黄旗汉军，后抬入镶黄旗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另外，包衣旗人也可以拔出内务府抬入满洲旗。不同形式的“抬旗”，成为清代满、蒙、汉军旗人间，上三旗人与下五旗人间，正身旗人与非正身旗人间，成分流通的一种特殊途径。
至清末，正黄旗是八旗满洲中人口最多的一个，下辖92个整佐领又2个半分佐领，约3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5万人。镶黄旗的规模是下辖84个整佐领又
2个半分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正白旗的规模为下辖86个整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
万人。镶白旗的规模是下辖84个整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正蓝旗的规模是下辖83个整佐领又11个半分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镶蓝旗的规模是下辖87个整佐领又1个半分佐领，约2。7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5万人。镶红旗的规模是下辖86个整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和募彝ス槭袈拚炱於桌芟剑燎迥┦前似熘腥丝谧钌俚囊桓銎欤婺Ｊ窍孪�74个整佐领，兵丁2。3万人，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1。5万人。正红旗的名人，除了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大贪官和捌浼胰送猓褂形夜执骷依仙嵯壬捌渥嫔稀�
清代八旗之一的满洲正红旗原来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东部，属于比较早就归顺了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满洲正红旗始建于大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为旗色为纯红而得名，正红旗属于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
清军入关以后，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都居住在北京内城。
顺治年间，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该四旗称为“左翼”。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该四旗称为“右翼”。当时，分居于北京内城的清八旗官兵，形成明显但不甚规则的圈层结构，其中满洲八旗分居于皇城四周，为最内一圈层，其外为蒙古八旗，再外为汉军八旗。这种状态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不同族属的官兵信任程度的差异。
康熙年间，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官兵，都开始居住在北京城外。
同一时期，清室开始营建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先是在已荒废的明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基础上兴建起畅春园（在北京大学校园西边），作为康熙皇帝和皇太后避暑休闲的场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又在畅春园北修建圆明园，并赐予皇四子胤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后，雍亲王胤禛继位，改元雍正。此后以至乾隆年间，又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并在东侧水磨村增建长春园，将圆明园东南墙外的以交辉园为主的几家私园归并改造，改名为绮春园。这样一来，由紧相毗连的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就构成有“万园之园”盛誉的优美辉煌的皇家离宫——圆明三园。自雍正以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居住几个月，并上朝理政，圆明园遂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
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设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在圆明园周围修建营房八所，每所营房建有官房一千五百余间，并有垣墙围绕，从北京城内的满洲八旗中挑选部分官兵前往驻扎。其中，镶黄旗营房在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营房在树村东，镶白旗营房在长春园东北，正黄旗营房在圆明园西北角外的萧家河村北，正红旗营房在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营房在玉泉山东北，正蓝旗营房在海淀东，镶蓝旗营房在清漪园（颐和园）南蓝靛厂。除正白旗另有一处小营房外，其他各旗都集中驻扎一处。每处营房驻有官兵四五百名，按照军职高低分配住房，多者十三间，少者三两间。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圆明园八旗营房都无一例外地演变成村落民居，散布于圆明园遗址周围，只有蓝旗营、镶白旗、正黄旗、镶红旗等地名宣示着这些村庄的来历。
乾隆年间，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官兵，都开始大规模地居住在北京城外。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在香山设立一营“特种兵”，专门训练官兵爬云梯、攻城池的技艺战法，名为健锐云梯营。健锐云梯营的官兵都是此前征剿大小金川战役中的精锐之旅，骁勇善战。当时有八旗官兵千余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有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有正黄、正红、镶蓝、镶红四旗。左翼建有四层碉楼十四座，三层碉楼十八座；右翼建有五层碉楼二座，四层碉楼十座，三层碉楼二十四座，供训练官兵爬云梯、登城头的技能使用。健锐云梯八旗官兵后又增加千余名。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到香山静宜园时，专门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饭食，以示犒赏和关怀。后来，乾隆皇帝多次到香山健锐营检阅练兵状况，并大加赞扬。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在他所写的《御制阅武诗》中就描述道：“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由此可知，在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回部时，健锐云梯营的官兵发挥了威力，“所至奋勇先登，屡奏攻坚陷阵之捷，遂成大功”。而香山健锐云梯营八旗的营房就散布在香山东麓。这就是今香山公园前为什么有团城、阅武楼和镶黄北营、镶黄西营、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等村庄与地名的缘故。
不过，今天北京地区分别归属于海淀区和昌平区管辖的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地名却与满洲的八旗制度无关，它们源于明朝的军制。
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几个村庄的形成与得名，是明代有部分军队在这一带牧马的结果。明代的军制是在一些要害之地设置卫或所，以尽保家卫国之责。一般地说，一个卫有5600人，一个千户所有1120人，一个百户所有112人。每个所统领2个总旗，10个小旗。每个小旗有10名兵卒，每个总旗有50名兵卒。可见，明代军队的编制，最基层单位也称为“旗”，犹如今天的“班”。明代为了抗御蒙古势力卷土重来，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同时，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镇，也称“九边”，统领大批卫所官兵保卫边防。为了供给沿边驻军所需的战马，在内地设立了许多牧马草场和马房，抽调部分官兵专门牧马、养马，甚至民间也承担了繁重的为官府养马的任务。有明一代，北京地区的牧马草场和马房很多，其中在西三旗东边的黄土店就有一处，称为黄土店马房。那时候，在黄土店周围没有几个村庄，到处是青草茂盛的空旷之地，被分派到黄土店马房牧马、养马的官军，按照所编的小旗散布其间牧马。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村庄就是明代牧马的各小旗官军的驻地，后来演变成村落，并以当时小旗的编号和所处方位命名。在今清河镇东边、清河北岸有个村庄名为“马房”，则是明代清河马房的遗存。而在昌平小汤山的南边、温榆河北岸也有一个“马房”村，则是属于小汤山马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