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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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日本鬼子攻打上海。外公把妈妈和我阿姨、舅舅，连同李氏家族里的许多年轻人，以及他的学生，一行十几个人都送往抗日队伍。我妈妈那时也才18岁，但论年龄是大姐了，该她带着这帮弟弟妹妹们闯天下了。一开始他们懵懵懂懂地进了浙江青年战时训导团，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来发现国民党不是积极抗日，于是就相约逃离投奔延安。他们利用星期天休假，跑出军营，乘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一心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但被周恩来说服了，来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妈妈回忆说：“我们异口同声要去延安，不去皖南，周恩来说，八路军是哥哥，新四军是弟弟，弟弟要成长壮大，需要你们。”许多老同志后来见到我妈妈，开玩笑说，幸亏听了总理的话，要是去了延安，就凭这段经历和出身，肯定逃不过康生的“抢救运动”。
妈妈在新四军军部搞速记，很快展现才华，在同期女生队里成为佼佼者，担任了速记班的班长。我没有学过速记，但听妈妈说，真正掌握这门技术是要下工夫的。她说，她做的记录可以一字不落，甚至包括讲话人的习惯语句和口头禅。真是个录音机！不，比录音机还要强，因为整理编辑出来的稿子，比原始的讲话更精炼、更具有逻辑性。这就要靠记录人的文字功底了。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领导人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叶挺、项英等人的文章，很多都是妈妈速记下来的。我见到过妈妈当年送给父亲的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亲笔记录的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做的《战略与策略》的报告。字迹娟秀、工整，密密麻麻的厚厚一本。妈妈把它作为信物送给自己的恋人，或许是想告诉对方，这里凝聚了她的心血，也展示了她的才华。枯燥的速记，被动的文秘工作，在这个小本子里被赋予灵性，也同样找到了成就感。
妈妈终于开始讲她的故事了：“第一眼见到就喜欢他了。”
是那种心跳的感觉吗？为什么？我的确是个很难缠的家伙。
“听说是八路军过来了，我们好奇，跑去看……”妈妈指的就是父亲随黄克诚一起由皖东北到苏北来开辟根据地的那回事。
“一看就是标准的军人。骑着马，后面跟着四五个警卫员。军装洗得都灰白了，风纪扣严严的，腰上别着手枪，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可神气啦！翻身下马，一个军礼，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第一印象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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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从延安过来的，参加过长征，我心目中的红军就该是这样子的。”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妈妈不肯说了。
但有这句话就够了，什么都明白了。有一次和父母闲聊，我问，为什么当时那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父亲指了指母亲说，你问她吧，她是亲历者。母亲说，还用说吗？要抗日啊！我说，国民党也不能说不抗日啊。卢沟桥、台儿庄、八一三，坚守四行仓库，武汉保卫战，打得多惨烈啊。佟麟阁、张自忠、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出了多少民族英雄！
母亲说：“那不一样，去延安是要革命。”
革命？是的，延安是不一样，延安不仅抗战，还革命。对这些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来说，对比现实生活的苦闷和压抑，革命，意味着理想、激情、青春和战斗，意味着追求社会的正义，个性的解放。牛虻、保尔以及眼前的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和他所亲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等等，甚至延安的宝塔山、延河水，统统被革命演绎成为了一种审美。
爱情，当她初来时，细若游丝，但她就是这种审美的胎儿。
妈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结婚没到两个月，她的第一个丈夫就牺牲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场合妈妈的特殊身份，在众多的来宾中，总理、少奇同志、陈老总这些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过来和我妈妈打招呼，寒暄小叙。对战友的怀念，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我妈妈个人的安慰，全都蕴涵其中了。
妈妈特殊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会给她带来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恋爱，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潜在而有力的阻击。
没人明确反对他们相爱。为亡夫守节是封建礼教压在妇女头上的一座大山，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恰恰是革命的内容之一。但一切服从组织，党的利益至上同样也是革命队伍的原则。领导人不在了，他的遗孀总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伦理和领导人身上的光环不知怎么就搅和在一起。何况，张爱萍是什么人？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家伙，我们新四军里就真的没人了？岂有此理！
组织出面了。党的会议上说：“有的人把根据地当成上海的霞飞路了！”爸爸写给妈妈的十几封信，也被组织部门扣下了。
在现实的个案面前，革命的理论显得如此苍白。
在事业上倾注全力的人，生活上总难免是粗线条的。父亲原来还真不知道他为之心仪的女人居然会有这样高深的背景，面对人们异样的目光，他不明白，周围的人都是怎么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女人是他不能追求的？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张爱萍喜欢哪个女人还要看什么人的眼色，还需要什么人赞同？当他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时，他愤怒了：真是岂有此理！
妈妈呢？当有人婉转地提醒她是否需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注意一些影响时，她说：“谁的人我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
谁追的谁？
“华中局开会。那天是分组会，我做记录，记得好像是讨论彭雪枫的问题。屋子又小，坐在老乡炕上。我小时候老得冻疮，一热，手就痒得厉害，随手把手套摘了放在一边，是那种无指手套。会散了，手套就找不到了。搞速记是很紧张的，白天要记录，连夜还要整理出来。会一完人就散了，回去各单位要传达，等不了的。那时没有打印机，全靠手写。手套丢了，也就没心思去找。第二天，你爸来找我，说是捡到了我的手套。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么拙劣的把戏！”
“他说党校请他去做报告，要我给他做记录，我知道他憋什么主意，但还是想去听听。”
在这次华中局的扩大会上，应刘少奇同志要求，父亲向各单位介绍了他白手起家创建9旅的经验。当时邱一涵（袁国平夫人）在华中局党校工作，她参加了会，会后邱一涵就邀请父亲到党校再讲一次。袁国平是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和夫人邱一涵，以及我父亲都是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的。后来他们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邱一涵对我妈妈说，爱萍为人正直，是个可以信赖、托付的男人。妈妈和邱一涵，还有吕振羽的夫人江明，她们三个人是桃园三结义，同属当时的新文化女性，她们在苏北那样落后保守的地方，冬天里下河游冬泳，以现在的眼光看，应该是很新潮、很时尚的。
妈妈说：“你爸口才真好，也不用稿子，口若悬河。我是搞记录的，他的报告，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很好整理。讲起话来，旁征博引，生动有趣，没有那些官话、套话。一连4个小时，听得人都入神了。”
对女人来说，男人的语言也是魅力。
“他可赖了！不理他吧，他就死磨硬泡。跑到你宿舍里，把被子一拉，蒙头装睡，当着一宿舍人，打他拉他，就是不起来。真是厚脸皮！”
厚脸皮！当一个男人钟情于一个女人时，他应该怎么去做呢？敢恨，也要敢爱。也许，正是这个厚脸皮，显现出来了在这个英武的军人背后的童真和率直。
不是有人说过吗？一个女人，当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像一个孩子似的时候，她就是真的爱上他了。
新四军干部的婚姻情况，张震在他的回忆中有阐述：“中央规定的结婚标准为‘二八、五、团’，即男方是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女方年龄不限。我们商定也按这个规定办。部队中有些女同志认为这不合适，一找就是老头子，说这是走干部路线。尽管这样，当时基本还是照此执行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干部切身利益的问题。”（注：《张震回忆录》162页）
组织真是万能的，什么都能管。
一个红小鬼，一个穷学生，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地走到了今天，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甚至是领袖级人物时，当他面对大批投身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孩子，他是否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打拼了多年，怎么还是孑然一身呢？即使是铁人也会青春萌动。但怎么去向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敞开自己的心扉呢？爱情和性欲，婚姻和堕落，简直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我们在她们的眼里可是英雄、是领导，甚至是长辈啊！虽然也就大那么十来岁。年龄、地位、文化的种种差异如同三座大山，横跨在他们面前。于是，组织就出面了！
但遗憾的是，世上的事，并不是都能由组织解决的。当组织部门的领导找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们去谈话时，先给你倒一杯水，笑眯眯地，做出关心你的样子，绕了180度的弯子后，会神情严肃地说，某某首长很关心你啊，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所有的人都会摸不着头脑对付说：“很好啊！”那就太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某某首长希望和你结成革命的伴侣。“啊！”革命伴侣？不就是夫妻嘛！怎么？不明白？那就好好考虑一下，不！是认真地考虑一下……应该说，这样的介绍成全了很多人的幸福。婚姻就是婚姻，浪漫的爱情毕竟不是婚姻，婚姻是现实的，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必要的程序。当你面对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人，当你刚刚走出少女的阶段，当爱情对你还是那么神秘时，你就要站在“对待革命的感情”这样的高度去选择自己的幸福了，你会是怎样去想、怎样去做呢？
父亲是个不愿意走组织路线的人。不错，组织在他眼里是神圣的，但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事，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自己会遭到拒绝。是啊，像他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能拒绝。
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变故，使她头晕目眩。未亡人的帽子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而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真真切切追求她的男人，而她也喜欢他，虽然他的追求显得那么笨拙，但爱一个人是不讲求优点和缺点的，有时缺点也是优点，而且更显得可爱。
这就是爱情吗？当它向你悄悄走来的时候，你会品尝它的甘美吗？
是陈老总亲自批准了他们结成伴侣。面对这对新人，面对自己的部下和战友，面对这段苦涩的爱情故事，组织上难道就不应当承担点什么吗？他就像一个长者，不！一个主教，为他们祝福。他特意送了一支派克钢笔作为给这对新人的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