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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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知道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时，他写道：
“洞中朦胧世奇变，说是冰雪已将融？”
真奇怪，有千言万语要说，但不知为什么，最想告诉他的居然就是这件事。也许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果然，诗的最后两句是：
“令我精神重抖擞！更觉团圆意味浓。”
关押期间，父亲跌断了腿，周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绪”。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1975年10月7日，中央专案审察小组第三办公室做出了关于张爱萍同志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12月25日监护审察，1972年11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结论。
父亲说：“被抓进去那天是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生日，但他们一定要写在25日，随他们吧。”
宣读了父亲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对他，看来5年的关押还不够。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父亲再次被打倒。
1976年4月21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爱萍同志审查结论材料上批：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
从档案材料上未见三办重新搞审查结论。也许是来不及了吧。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
1977年10月27日，中央三办建议不要再重新结论了。
第九章 艰难的航天之路
杨利伟，一飞圆了千年梦。一时间，中国的航天之路，和由此相伴而生的中国的航天精神，成为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航天之路？它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哪些不同？作为中国两弹一星最早的领导者之一的我父亲的经历，或许能够提供一些佐证。
1 召回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第9个年头，但是这场运动离所预定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却遥遥无期。
父亲是在1972年底获准保外就医的。在关押期间他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在当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得不到及时的检查和诊断，他拖着一条断腿，扶住墙才能勉强移动，断裂层面的相互摩擦，致使创伤急剧恶化。两个星期后，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趴着侧着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因为这时已经可以探视了，妈妈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这样，父亲被化名张绪进行了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创伤面愈合后，里面锔的钉子松动了。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切开，进行了第二次手术。5年的关押，伤残的折磨，再加上两次手术和多半年的卧床牵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时也才62岁，却给人以风烛残年的感觉。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光明的到来总会是一波三折的。1972年11月27日，我正在车间干活，一早接到专案组安宏生同志电话，说你们家里快来人吧，你父亲不行了！当我们赶到时已是午后，父亲深度昏迷，瞳孔放大。我妈妈说，这就蹊跷了，你爸爸体质虚弱不假，但何以突然就濒临死亡的边缘呢？经她与301医院外科主任李蓝丁分析，疑是中毒，于是立即停用并封存一切药物。
据保留下来的当时病历记载：“11月26日晚9：30出现疼痛、面红、烦躁……所答非所问、谵妄状态……经黄克维、汤洪川、陈树森会诊，认为是阿托品样中毒反映（应）。随即查服用药物，找到曼陀罗籽约60～70粒。……11月27日晚症状逐渐减退……”
药典记载：曼陀罗又称醉仙桃、佛花，有剧毒，国家限制销售。
事后，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查找原因。但你想，对一个尚在监护中的犯人，怎么可能找到答案呢？301医院最终的报告是：“医疗事故，但不排除政治因素。”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九九八十一难。张爱萍，你命硬如虎！
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将林彪发动政变的纲领《571工程纪要》转发下来，以供全国人民批判。它像天籁之声，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音，来自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发自心底的声音：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注：以上引自［1972］中共中央4号文件）［汶Ｚei8。电子书小说网／／。 ］
我们设法把文件摘抄下来，带到医院，读给尚未解除监护的父亲听，他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林彪集团的崩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中只剩下江青集团了。1972年底发起了对右倾回潮风的批判，但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对反动的反动，不仅没有挽回被林彪带走的对“文革”的信念，反倒使江青集团的势力迅速崛起。在1973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不仅成为了政治局里最强势的宗派集团，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孔老二，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林彪”被抛出来，借以掩盖导致林彪现象直接的政治原因。但遗憾的是，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多大起色，当年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的景象并没有如期出现。他们的期盼已成过眼云烟，没有什么人再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了。
“文革”的信任危机到来了。当时在私下里流传很广的是赵朴初的两首诗《反听曲》，赵朴老写道：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父亲把它抄下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几天就有朋友递话过来说，快撤了，人家把小报告都打上去了……
毛泽东又一次做出了惊人之举。他选定了一个曾被他打倒的铁腕人物来为他收拾残局。邓小平，一个意志刚强的、具有政治智慧和胆略的老一代领导人重新站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以“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玩笑的确是开得太大了。
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李志民政委，邀请他到福建治疗，这是石一宸副司令员提议和安排的。军区后勤部黄副部长介绍说，福州有个老中医林如阔，专治接骨，神奇得很。这时邓小平已复出任总参谋长，经他批准，整个1974年，父亲都在福州治疗。这时正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志民政委和新来的皮定均司令员给他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中医林老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果然医术超群，加上父亲的顽强，伤势的恢复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时罗瑞卿也解除了监禁，父亲动员他也来福建治疗，罗还有些犹豫，自己戴罪之身，怎好提出这种非分的奢求？父亲说，找小平同志一定能行。罗写了个报告，父亲看了说，直截了当的提要求就行了，遂把报告上有关检讨的文字全都给划掉了。果然，邓小平马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那时，在众多的大军区中，福州军区算是个受迫害干部的避风港。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开展“揭批查”，清理“四人帮”和林彪的帮派体系。当年在韩先楚手下工作过的福州军区的一些干部，受到了牵连。提交军委常务会议讨论时，父亲说，今天我要为韩先楚和他手下的这些同志说上几句话。毋庸讳言，我就得到过他们的照顾，我的儿子落实政策也是找的他们。叶帅、陈云同志、先念同志，还有罗瑞卿同志，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得到过这些同志的保护和照顾。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顶住高压，向受迫害的同志伸出援助之手，是难能可贵的。“文革”是党犯的错误，怎么能要求下面的同志承担责任呢。除个别品质恶劣，罪行极大的人外，检讨了、认识了、向被整过的同志道过歉了，就不应再追究了。当时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的几个同志，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一致表示赞同。
福建多白兰花，我的父母把它们摘下来，放进瓶子里，再注上蒸馏水，密封起来，以供观赏。我去看他时，屋子里大大小小的摆了十几个瓶子，谁来看望他，就送人家一瓶。和他谈起外面的消息，他也很注意去听，但从不打听，也很少发表评论，你要说，他就听着，默默的。送来的“两报一刊”报纸杂志从来看都不看一眼，撂在茶几下面，堆得多了，公务员就一齐收走。我说，随便翻翻也好嘛，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说：“梦呓之语！”
每天，他照例是敷药、理疗、锻炼行走；再就是看《红楼梦》，写诗，练书法。
他说：“我过去最讨厌这类谈情说爱的书，可毛泽东说他读《红楼梦》读了4遍，闲来无事，找来读读也无妨。”
他还真有了心得体会。他特意把那首“飞鸟各投林”抄下来寄给我。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后来见他时，他指着这首诗说：“总有人要怎样的，你看吧，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974年国庆节前夕，父亲接到回京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的通知。他不想去，只想远离京城安安静静地疗伤。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