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天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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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儒家重视名分，要名正，才能言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身分，他说出来的话才有适当的效果，你不能越权。假设你只是一个秘书，你要替老说话，那是不行的，除非你有明确的授权，否则你说出来的话只代表秘书。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问题。同样，具有某种名分，就要尽量做到这个名分所要求的标准。只有每一个人都尽到他的责任，把他的本分做到，社会才能安定。政治上也是如此，要先纠正名分，后面一系列才能做到言顺、事成、礼乐兴、刑法中，老百姓才知道该怎么生活发展下去。
5。上行下效
鲁国有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他们的子弟是世袭的，生下来就有官儿做。尤其是季氏一家，权力特别大。到了季康子的时候，二十几岁已经当上鲁国的正卿。这时候孔子正在担任国家顾问，季康子这个年轻的大官就来向孔子请教，应该怎么样从事政治呢？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的意思是正，当政者带头走上正道，谁敢不走上正道？换句话说，一旦政治领袖不走正道，天下百姓岂不绝望？这话是一个老人家对年轻人的期许，但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想着怎么运用手中的权力，听到自己必须先行得正，坐得端，大概会感到很大压力。当时鲁国的强盗很多，季康子又问，盗贼太多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就算有奖赏，别人也不会去当强盗了。什么意思？因为在上位者贪得无厌，有些人迫于生计或有样学样，才沦为强盗。反之，如果领导人不那么贪心，百姓也会有廉耻之心，自重自爱。孔子这话说得非常坦直，甚至有点夸张，目的是让为政者早些觉悟。
季康子接着请教孔子，如果我把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杀掉，去亲近那些修德行善的人，这样做如何？这种话一听就知道太残酷了。美国一位政治学者说，政治最重要的是避免残酷。一个人大权在握，动不动就要把坏人杀掉，但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人生下来是坏人，坏人是社会环境、教育制度等各种因素配合起来使他走上邪路的。换句话说，坏人是从平常人堕落成坏人的，好人也是平常人努力才成为好人的，不能把人简单的进行二分法。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回答说：“您负责政治，何必要杀人？您有心为善，百姓就跟着为善了。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像风一样；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跟着倒下。”
孔子有一种趋势的观念，譬如我们说天下无道或天下有道，无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无道的乱世，有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有道的治世，都是一种趋势，不可能黑白二分。人也一样，人是自由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明明有严刑峻法，却还去为恶，可见恶的诱因很大。诱因之一就是教化失败，而这正是领导者的责任。
但季康子这位年轻的大官以为只要把违法乱纪的人杀了，问题就解决了。杀人好像就是一句话，随便就能消灭一个人。事实上，春秋战国一路下来，战争太多了，老百姓的命太不值钱了，杀人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孔子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想法的。他说您来负责政治，何必要用杀人的办法呢？您自己愿意走上正路，老百姓自然就跟着你去行善了，这叫做“风动草偃”，领导者的行为表现像“风”一般，老百姓的行为表现则像“草”一般；风吹向东，草就倒向东，毋宁是十分自然的。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行下效”或孟子所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底下的人就会变本加厉的提供，以博取领导的欢心，这是社会常见的情形。
孔子的用心是希望领导者“以身作则”，打破阶级对立格局，上下一起来追求美善和谐的人生。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你用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北极星的位置不动（北极星在古人的认知里面是不动的，当然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宇宙里没有完全不动的星球，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定点去测量它动还是不动），别的星辰环绕着它各居其位，既和谐又有序。你如果以德行来治理国家，你本身不用做事，天下就通通上轨道了。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舜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就把国家治理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治国的时候先修养自己的德行，当政者成为善的典型，老百姓就会朝着善的方向走，这就是儒家的无为而治，要先“恭己”，自己做得正直、谨慎。所以，当政者千万不要想着随便去杀人，把坏人通通杀掉，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这个办法成立，恐怕很多国家都剩不下多少人了。应该怎么办呢？透过教育，透过政治的方法，让老百姓走上正途。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坏人，每一个人都有希望走上正路。只是领导者要找到正确的制度设计，让每个人一生可以过得比较安稳。
所以，“上行下效”来自“人性向善”的基本观念。在上位者的“德”一旦表现出来，人心自然乐于顺从，向着“善”去安排自己的人生，自然可以天下太平。相反，在上位的人为恶，老百姓也会跟着为恶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在上位的人为恶，老百姓会很生气，可能导致天下大乱了。
6。一言兴邦
鲁国的国君鲁定公有一次请教孔子，“一言可以兴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振兴，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论语·子路》）
孔子回答：“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做君主很难，做臣属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几”是近似、接近的意思。国家兴亡的原因原本十分复杂，即使专就君主的责任而言，也只能说“近似”而已。孔子认为，君臣如果知道自己是替老百姓做事，责任非常重大，需要好好努力，就没有问题；相反，君臣如果不替百姓设想，反而作威作福，国家又怎么可能兴盛呢？儒家特别强调“谨慎”二字，只要是替大家服务的事情，都要戒慎恐惧。孔子曾以禹做例子，说禹吃得简单，对鬼神的祭品却办得很丰盛；穿得粗糙，祭祀的衣冠却做得很华美；住得简陋，却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力上，因此“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没有任何批评，因为禹戒慎恐惧，知道事情做好很难，所以努力在做。
还有一句话叫“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出于《孟子》。禹负责治理洪水，看到有人淹死，就好像是自己让他淹死一样。稷负责种植五谷，教老百姓稼穑，看到有人挨饿，就好像是自己让他们挨饿一样。如果领导者能够有这样的心意，认为每一个百姓所遇到的困难都是我的责任所在，我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国家自然就会兴盛。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领导者要把自己的快乐忧愁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天下人的快乐为乐，以天下人的忧愁为忧。宋朝范仲淹把它引申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这句话不容易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谁做得到呢？等于天下人都快乐了，我这个领导人再来快乐，那你恐怕永远都快乐不起来，因为天下总有人不快乐。但重要的是你要有责任感，要想尽办法用你的知识、能力、才干，尤其德行来帮助百姓，始终战战兢兢，夙夜匪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松懈，专心尽自己的责任，这样国家才可能兴盛。
既然一言可以兴邦，鲁定公接着问了，“一言而丧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衰亡的，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
有一句话是：“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如果说的话是对的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是不对的而没有人违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等于你身为国君，听不进别人的谏言，别人的话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你就不接受，完全不了解忠言逆耳的道理，这样下去国家不就灭亡了吗？所以“一言丧邦”是告诫身为领袖的人一定要谦虚，要能听取不同意见，千万不要自我中心，太过主观。儒家思想非常忌讳政治领袖主观太强，认为我有权力，我说了算，我就可以拍板定案，大家都得听我的。这样一来，大家都只说好话，不说批评的言论，社会怎么改善呢？最后恐怕大家都要陷于困境了。
孟子有个学生叫乐正子，他去鲁国当大官，孟子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别人问，你这个学生有什么优点呢，他做官你这样高兴？说实在的，乐正子的能力不是很强，德行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有个好处，喜欢听取别人的建议。一个人如果非常谦虚，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别人就愿意给他建议、帮助，天下人都来跟他讲怎样做更好，他自然而然集大成，把所有好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实践，最后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如果你认为官大学问大，官大道德高，只要有了官位，说什么都是对的，就很容易让一个国家走上衰亡之路。后来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这些国君，经常提到类似的观念。有一次孟子直接告诉齐宣王说，你当国君，不要随便指导别人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古代国君是世袭的，他父亲是国君，他也是国君，但他不见得懂得怎么治国。懂得治国的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你要信任这些专业人士。孟子举了一个例子，假设这里有一块原始的玉石，就算它价值二十万两，也一定要找玉匠和专家来雕琢。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越是重大的任务，越需要专业人士。别人学了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专长，为什么不让他去发挥呢？
我们今天在一个团体中也是一样。你要能领导别人，首先要设法从每一个人身上学到一些长处，要能敞开心胸听取有价值的言论。千万不要听到别人讲自己的过失，就很生气，找借口去辩护，这样一来怎么会改善呢？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态度，譬如子路听到别人说他的过失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价值的言论会向别人拜谢，舜更了不起，他从别人身上选择某些优点，自己来加以实践，到最后变成天下最伟大的一个圣人。
理解孔子
1。谁了解孔子
谁了解孔子？孔子在《论语》里公开说，没有人了解他。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
